如晉魏犨與顛頡同犯違命罪，但在量刑時，晉文公因愛魏犨之才，所以隻殺顛頡了帳。
又如晉趙穿與胥甲均不服從軍令，但因趙穿是中軍帥趙盾的“側室”，晉君的女婿，所以胥甲被處以流刑，而趙穿卻逍遙法外。
這種君權超越於軍法的現象，後來也成爲了中國封建專製主義軍事刑罰的特點。
戰國時期軍事刑罰發展的更爲完善，而且在性質上也發生了轉化，主要表現爲以下幾點：
首先，戰場上軍事刑罰條令更加完善。
戰鬥編隊條令是構成戰場上軍事刑罰的組成部分。
這種條令，《尉繚子》稱爲“經卒令”。
它規定：“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
各軍具有不同的旗幟、羽誌，主要是爲保證部隊的整齊劃一，兵將相識，以利於指揮。
《經卒令》又規定：“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分別置章於前、項、胸、腹、腰。
每軍的戰鬥行列又用不同的徽章相區別，這就保證部隊在戰鬥時行列不發生紊亂。如果有“亡章者”、“亂先後”者，都要受到軍法製裁。
統一軍中號令是戰場上軍事刑罰的又一重要內容。
在軍中，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有妨礙執行軍令的，一律誅殺。
“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①
金鼓旗鈴是將軍指揮全軍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如“鼓之則進”，“金之則止”。
在戰鬥中，“鼓失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不聽金鼓旗鈴而動者有誅”②。
保證軍中號令的統一，是克敵製勝的必要條件。
束伍令是戰場上軍事刑罰的核心內容。
據《尉繚子·束伍令》說，在戰場上同伍戰士有陣亡的，其他人必須殺死如數的敵人來抵償，否則即處以“身死家殘”的重罪。
伍長、什長等下級軍吏陣亡，也必須殺死敵方的伍長、什長，否則全伍、全什都要論罪。若將領陣亡，則應殺死敵將。如未能殺死敵將，即處其部下以臨陣脫逃罪。
倘若大將戰死，其部下將吏職在五伯長以上未戰死者，“大將左右近卒在陣中者”，一律構成死罪。其餘軍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
對在戰場上戰敗、逃亡或投敵的將領，“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男女公於官”。
吏卒在戰場上戰敗、逃亡、投敵，“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
“身死家殘”就是殺頭抄家。
“男女公於官”，就是鬻賣家屬爲官奴隸。
秦將樊於期（即桓■）戰敗逃到燕，秦國就抄殺籍沒了他的“父母親族”，並懸賞“金千斤、臣萬家”購求其頭顱。
對於臨陣脫逃的士卒，後續部隊一經發現可以就地誅殺。
“卒逃歸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構成包庇罪，與逃兵同罪。
對已上報死亡但又活著回來的士兵，要奪其軍爵，懲罰其同伍之人，並罰他本人做奴隸。
在戰場上的各級將吏，享有相當大的殺罰權力，稱爲“將誅之法”。
依此法，什長可誅殺什中之人，佰長可誅殺什長，千人之將可誅殺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可誅殺千人之將。左右將可誅殺萬人之將。大將軍可誅殺任何將領①。
在春秋以前誅殺地位較高的將軍，權力操在國君手中。
至戰國時，這種情況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