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中一切生殺大權悉由大將掌握。戰誅之法是列國保證軍隊服從長官，全軍服從大將的有力法規。
其二，出現了常備軍營區刑罰條令。
春秋以前實行民兵製度，軍隊無常駐營區，自然也就談不上常設營區刑罰條令。戰國時，隨著常備軍的出現，常駐營區刑罰條令也應運而生。
據《尉繚子·將令》，大將頒布發兵命令後，在國門外\" 期日中設營\" ，將士必須按時報到，屆時不到者受刑罰。將軍入營後，即\" 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在軍營中，前後左中右各軍都有專門的營地，以行垣相別，不準逾越。在一軍之中，將帥、佰也各有專門營地，以溝渠相別，禁止隨便通行，違令者受罰。
在營區的縱橫道路上，每120步，設一標幟，派人分段把守。凡在營區通行須持有將吏頒發的符節，否則不準通行。軍中采樵、放牧者出入軍營要排成隊列。軍吏出入營區不持符節，士卒出入營區不排成隊列，一經發現就地誅殺。這就有效地保持了營區的井然秩序。
在行軍中所建的臨時營地，也要“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以爲固”①。
對有逾越界線、擾亂駐地者，一律誅殺。
常備軍對於自己的防區，要劃分地段委派專人誓死堅守。
其三，充實和發展了軍事訓練中的刑罰法規。
在春秋以蒐狩活動爲特點的軍事訓練中有一套“誅後至者”，斬“不用命”者的刑罰條令。
但這些條令很簡要。
戰國則不然，軍事訓練主要已轉移到軍營中進行。其方式是：先伍後什，先什後卒，先卒後伯，最後由大將總其成，形成了“兵教之法”②。
在訓練中無論哪一環節出了毛病，都構成“犯教之罪”。
“兵教之法”的特點是“明刑罰，正勸賞”，獎優罰劣。要求教練者做到“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而不疑”。
教練的成果要經受實踐的考驗。
據《秦律雜抄·除吏律》說，發弩嗇夫經訓練後射不中靶，罰負責教練的尉二副甲，罰發弩射夫二副甲並免職，另行委任他人。駕騶（馭寺）已任用四年，但仍不能駕車，罰教練者一副盾，免駕騶職務，並補償四年徭戍。戰士在臨陣時畏葸不前，不能\" 盡死於敵\" ，就要懲處平日教練士卒的各級軍官。軍官對於訓練結果承擔著巨大的責任，其平日對訓練要求之嚴，也就不言而喻了。
什伍的教練因陋就簡進行，“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對違令者，加“犯教之罰”。
卒、伯的訓練是軍事訓練的中期階段，其程序與什伍訓練大致相同。
大將的訓練是軍事訓練的最高層次，在中野進行，擺成陣勢，“去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違令者，以犯教之罪論處。
經過嚴格訓練，要求部隊成爲“守者必固，戰者必鬥”的鐵軍。
其四，軍中什伍連坐法更加係統化。
軍中的連坐法起於夏殷。
據《尚書·甘誓》、《湯誓》，凡違犯軍令者除自身遭受殺戮外，家屬也要被罰做奴隸。但連坐的對象都與罪人有血緣親屬關係。
對於非血緣關係的什伍連坐濫觴於春秋，春秋時列國軍中即有：“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①的規定。
戰國時軍中連坐法係統化的表現，一是軍中士卒以伍、什、屬（五十人）、閭（百人）爲單位實行連坐。
凡屬同一伍、什、屬、閭的戰士，有一人“幹令犯禁”，如未得到揭發，整個伍、什、屬、閭成員全部連坐，與犯禁者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