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戰方針。
如：依據“敵衆我寡”的形勢，在平坦地形上，就避開敵人；在險要地形上，就截擊敵人。
依據敵“師甚衆，既武且勇”的形勢，就分爲五軍，各軍占據一通衢大道，迷惑敵人。交戰時佯裝敗退，一軍在前，一軍在後，兩軍在左、右擊敵，五軍結合起來，就可擊敗強敵。
如果“敵近而薄我”，我“欲去無路”，則依據敵我情況：我衆敵寡，就分兵包圍敵人；如敵衆我寡，就集中兵力襲擊敵人。不停地襲擊，敵人雖多也可以製服。
如在“丘陵、森林、穀地、深山、大澤”等複雜地形條件下遭遇敵軍，就要動作迅速，首先發動攻擊，乘勢衝擊敵人，並調動弓弩手到前敵。邊戰鬥，邊觀察，一旦形勢對我有利，即全麵發起攻勢。
他還總結了在狹穀、在水上、陰雨天以及圍城戰的戰法，認爲都要根據敵情，采取有力的應變措施。
其三，《吳子兵法》在論將方麵也有新的%
所以，至宋代學界開始懷疑孫臏和《孫臏兵法》的存在，並一直持續到現代。
有人說孫武、孫臏爲一人；有人說孫武、孫臏雖爲兩人，但《孫子兵法》爲孫臏所作。有人說孫武、孫臏爲兩人，《孫子兵法》則一部，是由孫武撰寫、孫臏修訂而成的，等等。
直到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了《孫臏兵法》殘簡，這個曆史的遺案才告終結。
漢墓竹簡《孫臏兵法》經發掘者整理，於1975年出版，分爲上、下兩編，共三十篇。
但經過學術界十幾年來的研究，文物出版社於1985年重編《孫臏兵法》時，將原上編十五篇補入《五教法》，更改爲新編十六篇。原下編十五篇，因無法確認爲《孫臏兵法》而未被編入。
縱觀《孫臏兵法》十六篇，在繼承孫、吳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首先，孫臏在《威王問》中闡述了戰爭是政治鬥爭工具的戰爭觀。
他明確地說，戰爭不是什麽別的，而是先王傳布“道”，即政治的工具。
先王不是不想要“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爲社會創造和平的生活環境，但是，依靠空口說教辦不到，所以才“舉兵繩之”，用戰爭的手段禁止爭奪。
然而，戰爭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並不是可以經常使用的。
戰勝固然可以“存亡國，繼絕世”，而一旦戰敗，則會“削地而危社稷”。
所以，對待戰爭“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戰爭的國家一定滅亡，貪圖勝利的人一定受辱。
孫臏的這種戰爭觀顯然比《司馬法》所說的“以戰止戰”的思想更加深刻。
戰爭作爲布“道”的手段，進行戰爭一定要合於“義”，“戰而無義，天下無能固且強者”。
經濟是戰爭的基礎，隻要有充足的物質準備，小城照樣能鞏固堅守。
在《強兵》篇，孫臏又進一步提出，要想強兵，當務之急在於“富國”，明確揭示了戰爭對於經濟的依賴關係，在理論上發展了孫武所提出的“因糧於敵，取用於國”的論題。
其次，發展了孫武“任勢”的軍事理論，明確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①的作戰原則。
《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這指明了孫臏兵法的特點。勢是戰爭態勢，是敵我雙方軍事實力（包括兵力、武器裝備、軍事物資等）的布局。
孫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勢”，即駕馭戰爭態勢的思想。
孫臏則在“任勢”的基礎上，提出創造和爭取有利作戰態勢的各種原則。
他在《威王問》中說：“勢者，所以令士必鬥也。”，而士的鬥都應當在創造優勢的條件下進行。
如齊威王問：敵我兩軍實力相當，兩軍將領相望，陣勢都很堅固，誰也不敢先動，應該怎麽辦？
孫臏回答：先派少量部隊，由賤而勇敢的將吏率領去試探攻擊，接戰後隻許敗，不許勝，把主力部隊隱蔽地布好陣勢，待敵軍分兵追擊我小部隊時，我軍從側翼攻擊敵軍主力，就可獲得大勝。
在應付“敵衆我寡，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時，孫臏提出要“讓威”。痔瘡即避開敵人鋒芒，隱蔽好後續部隊，以便使我軍能隨時轉移。主力部隊將持長兵器的戰士排在前麵，持短兵器的戰士排在後麵，選派弩機手援救危急。等待敵人攻擊能力下降，再行反擊。
這也是充分利用敵我雙方的條件，造成有利於我的態勢，以扭轉敵衆我寡的不利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