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北宋葉適在《習學記言》中就說，《六韜》爲僞書。
南宋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武王、太公問答，其辭俚鄙，僞托何疑？”
其後，明胡應麟撰《四部正■》、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也都從語言學的角度判斷它爲僞書。
清修《四庫全書總目》說的最爲明白：“今考其文，大抵辭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其依托之跡，灼然可驗。”
這些說法都是對的。《六韜》絕對不是周初呂望所撰，甚至也不是春秋惠王、襄王時代的東西。
但是，宋代羅泌在《路史·發揮·論太公》中說：《六韜》爲“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撰”；清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說是“秦漢間人之所僞撰”；明代胡應麟《四部正■》說是“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餘爲此，即《隋誌》《六韜》也”等等，也都沒有確切根據。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撰《武經七書注譯》，依據《漢書·藝文誌》載《六韜》“或曰周顯王時（公元前368—前321年）”，又依據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簡書《六韜》，判定《六韜》成書年代：“上限不早於周顯王時，下限不晚於秦末漢初。”①
這個結論應是可信的。
雖然《六韜》文字“鄙陋”，“辭意淺近”，內容也多有與孫、吳兵法和《尉繚子》相重複之處，但在古代軍事學領域仍有獨到的貢獻，宋代把它編入《武經七書》絕不是偶然的。我們應對它有足夠的重視。
《六韜》一書分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部分，總共六十篇。
《文韜》，計十二篇，主要講奪取天下的戰略準備。
它繼承了《司馬法》的“仁本”思想，認爲治國取天下，應先政治而後軍事。
在政治當中，國之大務在於“愛民而已”。
要做到“愛民”，統治者必須以“仁、德、義、道”治理天下，使民不失務，農不失時。使國家經濟的三大支柱大農、大工、大商三寶“各安其處”，奠定戰爭的雄厚經濟基礎。君主所舉賢才能“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各依其才而授官位，同心輔國。
建立“賞信罰必”的獎罰製度，“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統一全國全軍的意誌，使全軍隨人主和將軍的意誌任意行動，做到“用兵之道，莫過於一”。（《兵道》）
治國、治軍能達到這種程度，才稱得上是“仁、德、義、道”，才能“同天下之利”，使“天下歸之”，才能“守土”、“守國”|，也才能奪取天下。
《武韜》計五篇，主要談論奪取天下的政治戰略，是“與天下共其生”。
它指出政治戰略是“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即通過不流血的手段而取勝的戰略。
這種戰略，要求統治者要與人民“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所以能“無甲兵而勝”（《發啓》）。
這種勝利，就是政治上的勝利。它說：“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順啓》）
誰要想奪取天下，誰必須首先做“有道者”。
而有道者“行其道”，也要有策略：當敵國“天道無殃”時，不可以行啓兵端；當敵國“人道無災”時，不可以先策劃興師。而要“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等待“必見天殃，又見人災”的大好時機，才能相機而動，興兵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