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未報案。
“於作國到案後供述了一係列作案情節，基本與案情是吻合的，他能精確指出所有犯罪現場地址，也能大致說出作案時間，尤其他交代了一個隱蔽性證據，連我們辦案組都沒怎麼注意到——他說在第二次作案時，曾不小心碰到床頭桌，他記得有支口紅掉到地上，被他隨意一腳踢到床頭桌下麵。結果去痕檢科核對，還真有這麼一支口紅。”
“當年社會輿論和媒體對案子關注得多嗎？”韓印插話問。
張世傑臉上露出一絲苦笑：“那還用說，那案子可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本市發生過的性質最為惡劣的案件。消息曝出後，很快便成為街頭巷尾老百姓的熱門話題，尤其在案發區域的欣樂社區，各種傳聞甚囂塵上。媒體更別提了，那段時間差不多都是頭版頭條，尤其在全媒體經濟時代，某些紙媒和網絡媒體為生存和擴大影響，根本顧不上什麼原則問題，也不聽招呼，就跟瘋了似的，窮盡各種手段從被害人家屬口中甚至是局裏的熟人關係中挖掘內幕，還給凶手封了個‘絲襪殺手’的綽號。還有，那時雖未有微博和微信，但很多網民利用博客和論壇對案件的議論也很熱烈。可以說案子的矚目度和透明度確實前所未有，也加重了局裏的辦案壓力。”張世傑頓了下，饒有意味地看了韓印一眼，接著說：“我懂你問話的意思，其實局裏也擔心他是被人利用，所以每次提審都全程錄像，還邀請專家做過測謊，結果沒發現他有說謊跡象，關鍵他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社會交往很少，根本找不出‘頂罪’動機。”
“您介紹得很具體，但這些還不是我們最感興趣的。”杜英雄也賣了個關子，狡黠地笑道。
“小同誌別沉不住氣，我是覺得應該盡可能把我掌握的東西多跟你們說說，希望能有利於你們從專業角度做出更客觀的判斷。”張世傑抬手點點杜英雄，玩笑一句，接著說，“於作國投案後，由於癲癇病發作過於頻繁，看守所方麵擔心發生意外，所以在偵查取證期間暫時將他收監到市局定點的精神病院，而他的死完全是一個意外。事發當天中午，在食堂吃飯期間他去了趟廁所，結果突然發病跌倒，後腦碰到小便池的陶瓷外沿，雖救治及時，但終因傷勢過重死亡。意外發生後，局裏做過慎重調查，當時在廁所裏還有兩名醫生，兩人描述的意外經過與技術勘查結論相吻合，從廁所外麵的監控錄像看，兩人是先於於作國進入廁所的，且除了醫患關係外，日常與於作國沒有任何其他接觸和利益關係，基本可以排除二人謀劃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至於他父親於得水的質疑，局裏也認真考慮過，經查，於作國當天上午確實曾借有病人發狂引起醫院混亂之際，溜到醫生辦公室給於得水打過一個電話，但所謂‘翻供’隻是於得水一麵之詞；再者說，於作國本身思維和精神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即使真說過他沒殺過任何人的話，也不能代表他說的是事實。更何況人又死了，調查根本無法展開，所以絕不存在‘舞弊’和‘陰謀論’的問題！”
說著說著，張世傑突然擺出一副嚴肅表情，鄭重其事地說道：“卷宗你們也看過了，到最後其實並沒有真正地結案，所以我必須嚴正聲明一下：社會上的輿論、老百姓之間的傳言，包括某些媒體的片麵報道，其實是對整個案件的認知存在根本性誤區，他們的意識裏都認為於作國就是凶手，甚至想當然地以為他是畏罪自殺，案子也以他的死亡而終結。但事實上，我們警方從未正式對外宣布認定於作國係‘3·19’係列強奸殺人案之凶手。原因咱們做警察的都明白，除了口供，證據方麵隻支持於作國到過後兩起案件的現場，其餘的什麼也證明不了。還有他說作案時戴的手套，被他扔到小區裏的化糞池中，我們也一直未打撈到。也就是說，直到他意外死亡時，調查取證工作也仍在繼續，當然最後是無疾而終，所以理論上說，這個案子至今都還懸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