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信紙仔細地迭成四折，灌進信封，寫上地址：
北京天安門
偉大領袖毛主席收
然後我們用漿糊封好口，貼上八分錢的郵票，一起上街，把這封無比嚴肅的信投進了郵局綠色的郵筒中。離開時，狗兒還不放心地擠到櫃台前問了一聲：“阿姨，信寄到北京大概要幾天？”對方回答說是十天左右。
回家的路上，狗兒掐指計算：信寄過去要十天，毛主席看完，再回信，要兩天，然後回信寄過來又是十天，當中要有將近一個月的漫長時間需要我們耐心等待。狗兒歎著氣說：“我真是有點等不及了。要是能睡一個長覺，一覺睡過去二十天，那該多好！”隨即狗兒又想到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小愛，你說林家爺爺不會突然就死了吧？”
說這話的時候，她下意識地抓緊我的胳膊，眼睛裏透著深深的驚恐和擔憂：“我的天呐，要是他等不及回信過來就死了，那該怎麼辦？”
我說：“不會的，我們兩個人看好林家爺爺，不讓他死。”
她鬆一口氣，好歹感覺到一點安慰。接下來走路的時候，她更加親密地靠近了我，整個身體都要掛到我的肩膀上一樣，弄得我步子都邁不穩。
實際上狗兒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當天晚上林家老頭兒關了房門在家裏洗澡，被澡盆裏濺出來的水稍稍一滑，一屁股坐倒在地，他倒地之前用手撐了那麼一下，結果手臂骨折了。
一院子的人絡繹不絕地去看他。老頭兒麵色灰白，胳膊打了石膏，裹著厚厚的白紗布，可憐兮兮地躺在床上。我媽俯身湊過去問：“老爹啊，想吃點什麼嗎？”老頭兒看我媽一眼，閉上眼睛，眼球在眼眶裏麵骨碌碌地轉動，不說話。
林老師在旁邊回答：“別問他了，他仗著生病，存心折磨人。”
我媽說：“到底他想吃什麼嘛？老小老小，人老了就像小孩子，能依著他的，還是依了他吧。”
林老師就苦笑一聲：“你曉得他想吃什麼？他要吃西瓜。”
我媽驚訝地重複一聲：“西瓜呀！”她慚愧地笑了笑，不敢再接話頭了。
現在說起來，西瓜實在是一樣再普通不過的東西，夏天的時候大街小巷堆得山一樣，賣不掉，爛了，西瓜水流得遍地都是。即便在冬天，想吃了，多花點錢，水果店裏照樣能買到。可是文革當中的那一年，西瓜還真是個稀罕玩意兒，因為毛主席號召“備戰備荒”，所有的地塊都得種糧食，西瓜沒人敢種，也不讓種。我記得有一回我爸出差去外地開會，大老遠的路，他抱回來一個十幾斤重的花皮瓜，把小水喜得翻跟頭。可見那時候西瓜是何等的珍貴。
我把林家老頭兒的願望當笑話一樣告訴了狗兒。狗兒一聽就急了：“當然要讓他吃到西瓜，他是毛主席的救命恩人啊！”
狗兒自告奮勇去找林老師談判，要求林老師無論如何要給她父親買到西瓜。狗兒並且強調說，要是毛主席真的寫來了回信，可是林家爺爺卻因為吃不到西瓜而死了，誰來負這個責任啊？林老師當時端著一個小米籮在揀綠豆裏的蛀蟲，一聽這話生氣了，把米籮砰地一聲往旁邊地上一放，說：“要不是你們信他那些鬼話，他還不敢嬌貴自己，提這種無理要求！”狗兒嘀咕說：“怎麼是無理呢？他不過是想吃口西瓜嘛。”林老師氣呼呼地說：“想吃肉，我給他買；想吃西瓜，對不起，街上沒有，我變不出來。”
狗兒碰了一鼻子灰，從林家出來的時候情緒很低落。小妹在一旁幸災樂禍：“你以為你是什麼人？我們家的事情也輪得著你來管。”狗兒扭頭回答她：“我一定要找到一隻西瓜。”
狗兒起先準備拿錢買。她回家把枕頭拆開，掏出攢了很久的五毛錢，一個人出去，開始滿大街地逛。她把城裏每一個菜市場和每一個水果店都跑到了，連塊西瓜皮都沒有見著。她不甘心，逢人就問：“有西瓜賣嗎？知道哪兒種西瓜嗎？”人家說：“西瓜沒有。黃瓜吃不吃？”她搖頭。人家就撇嘴：“又不是懷孕害月子，還非吃西瓜不可？”狗兒居然能讓兩行眼淚流下來，可憐巴巴告訴人：“我爺爺快死了，他想吃口西瓜再閉眼。”人家大為感動，指點她說：“到五裏墩農科站試試吧，聽說那兒種了幾畝地的瓜，留種的。”
狗兒破涕為笑，飛奔回家，要約我同去。她還竄掇我偷出我爸的自行車。那時候狗兒剛學會騎車，勉強會帶人。我這人心善耳朵軟，總是經不住別人三兩句好話的懇求，趁我爸午飯後赤膊睡大覺時，從他褲袋裏偷出鑰匙，開了鎖，把自行車推出門。狗兒騎上試了試，說車座太高，我們又推著車子到修車店，甜言蜜語地哄著一個老頭兒替我們把車座放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