鴿兒在家裏休息的時候沒有閑著，她花一個月的工資，請人幫她買了一架半導體收音機，然後她從早到晚靠在床上，聽歌，聽戲，聽新聞，聽播音員拿腔拿調地讀那些社論、評論員文章、長篇通訊。聽下來的結果，鴿兒的普通話大為長進，她居然能夠分得清舌前音和舌後音了！這樣的事情在我們那兒簡直是個奇跡，我們縣裏很多人出門工作幾十年，普通話的這些音節都沒法區分清楚。我媽教語文，每回備課，她都要翻著字典在有關字詞下麵注音，注一回，讀準了，下一回還是不敢確定，還得查字典。有一回我媽走過豁嘴嬸嬸家門口，剛好聽到鴿兒在家裏朗誦《雷鋒之歌》，我媽大吃一驚，以為是鴿兒家裏來了一個北京客人。她無論如何都不相信鴿兒的普通話會練得這麼好。
春節過後，文工團從上海請來一個歌舞劇院的導演，為團裏指導幾個重點節目。其中一個小歌劇，有很多對白和唱詞，導演連換幾個演員，都覺得她們普通話太差，一開口就冒出來鄉音，怎麼聽怎麼別扭。這時候鴿兒腳傷已經好了，已經回團裏上班了。鴿兒很想演那個角色，但是她不敢提，怕團裏的人不同意。鴿兒就想了個辦法：導演排戲的劇場離廁所比較遠，中間要經過一個道具倉庫，鴿兒提前躲進倉庫裏，瞄著導演往這邊走過來的時候，她突然大聲地朗讀歌劇對白，讀得聲情並茂，如入無人之境。結果導演聽進了耳朵，連廁所都忘記去了，在倉庫門外屏息靜氣站了十多分鍾。導演以為發現了人才，激動地把鴿兒叫出來見麵，見了之後才知道鴿兒太小，還是個小女孩子，根本不適合演歌劇裏的角色。
但是導演已經記住了鴿兒，他對這個聰明伶俐的小女孩子有了印象。
春節之後，節令才進入“五九”，天氣還冷得很。我們那兒的冬天不比上海，上海比較地接近海洋性氣候，冬天不算太冷，夏天也不會太熱。我們那兒的冬天就不同了，西北風咬手咬腳，沒有陽光的日子，寒氣能浸到骨髓裏去，一點兒都不含糊。那時候大家的生活條件都差，劇場和招待所都沒有取暖設備，導演習慣了上海的溫暖，對我們那兒的嚴寒不太能夠適應，尤其是他那雙穿著單鞋的腳，腳後跟腳趾頭都起了凍瘡，忽疼忽癢，弄得他哭笑不得。有時候他在劇場排戲，凍瘡忽然發作起來，他兩隻腳輪流著在地上跳，腳趾頭在腳背上搓，腳後跟在小腿上搓，簡直就像演一出搞笑的小品。
團裏沒有人注意到導演的溫暖問題，隻有鴿兒看在了眼裏。她回家拆了一件半新的毛線背心，連夜趕織出一雙暖茸茸的毛線厚襪，送到導演手上。我前麵說過，鴿兒做這些事情絕對的心靈手巧，她有本事把一雙普通的毛線襪子織出不普通的色彩和花紋，叫人一看就非常喜歡。
導演真的就喜歡上了鴿兒。導演五十出頭，家庭比較地不幸，有一個弱智的兒子。兒子那一年二十來歲吧，他是導演心裏最大的痛，導演時時刻刻要在心裏想：活著的時候他可以照顧兒子，死了以後兒子該怎麼辦？導演知道鴿兒在團裏的處境，就打上了鴿兒的主意，暗示她說，他可以把她調到上海，到他任職的歌舞劇院工作，條件是她長大後嫁給他的兒子。
應該說這是一個十分屈辱的條件。考慮到導演身為慈父的心情，我們當然不能過多地責怪他的自私，因為鴿兒是自由的，她可以選擇接受，也可以選擇拒絕。
最後的結果，大家肯定都猜到了，鴿兒選擇了接受。她認為，跟一個人的夢想比起來，生活的幸福與否都不重要。人家將來看到的隻是她在舞台上流光溢彩的形象，至於脫了舞衣、卸掉彩妝之後她怎麼活著，不會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樂意知道。
鴿兒辦好手續離開縣城的時候已經是夏天了。我永遠記得她離開豁嘴嬸嬸家的樣子。她的全部行裝都是上海導演在南京路上置辦齊全了給她寄過來的，包括一隻漂亮的皮箱和一身粉色泡泡紗的連衣裙。鴿兒在豁嘴嬸嬸家低矮的屋簷下亭亭玉立，眉眼生動，像極了一隻從灰暗生活的背景中凸現出來的美麗天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