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決定論”的異質性意義
“多元決定論”是阿爾都塞在討論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時提出的，是阿爾都塞說明馬克思的辯證法不同於黑格爾辯證法理論特質時運用的概念。按照阿爾都塞對馬克思著作的分析，他認為馬克思的曆史思想不是單線式的發展過程，但在後來的理解中卻被歸結為一般矛盾，即二元對立的關係。實際上，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從不是簡單的，而始終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體的曆史形式和曆史環境所特殊地規定的。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思想時，就已經運用唯物主義曆史觀改造政治經濟學。因此，資本和勞動的矛盾關係，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及其通過兩個對立的階級之間的矛盾得到表現的形式，實際上就是社會的基本矛盾。但是，它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為了使一般矛盾能夠積極地活動起來並成為革命爆發的起因，必須有一係列‘環境’和‘潮流’（不論它們由何原因產生或有何意義，也不論其中有許多環境和潮流必定由於原因和意義的不同而與革命毫無關係，甚至‘絕對地對立’）的積聚，並最終‘彙合’成為促使革命爆發的統一體”（［法］阿爾都塞著：《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7頁。）。這裏的許多“環境”和“潮流”能夠彙合成為一個促使革命爆發的統一體，即是構成了多元的矛盾在革命中的共同作用。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並不隻是簡單地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而是說明表麵上簡單的矛盾實際上始終是多元決定的。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試圖把馬克思的曆史經驗所構成的曆史辯證法中有關社會有機體的理論進行展開和分析。從表麵上看，他是試圖接著馬克思的話往下說，然而，這種多元決定論卻又已經是非馬克思的了。
什麼是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阿爾都塞從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論中發現：“在任何情況下，社會有機體存在和發展的動因總是由複雜的矛盾群構成，其中‘有許許多多的矛盾在起作用，而且為同一個目的起作用，盡管這些矛盾產生的原因、意義、活動場合和範圍不盡相同，有些矛盾甚至根本不同’，但它們卻彙合成一個整體發生作用。”（［法］阿爾都塞著：《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7頁。）從這裏看，阿爾都塞是明確地反對將曆史唯物主義演變成一種簡單的經濟決定論或經濟一元論，在阿爾都塞看來，那種“單純的”、“非多元決定”的矛盾要領，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經濟主義一樣，是“毫無內容的”、“抽象的”和“荒誕無稽”的“空話”。因為，一切矛盾在曆史實踐中都是以多元決定的矛盾而出現，不能將社會曆史的基礎和發展動因歸結為經濟力量這樣一個簡單的內在本原。因為阿爾都塞把一元論思想都當作是要加以批判的意識形態。所以他認為：在社會曆史過程中，“把構成某個曆史世界具體生活的所有因素（經濟製度、社會製度、政治製度、法律製度、習俗、道德、藝術、宗教、哲學、乃至戰爭、戰役、失敗等曆史事件）歸結為一個統一的內在本原”的做法，無疑是黑格爾式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
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實際上是以平麵的分析為基本方法，在曆史的共時性中展開了一種共空間關係的理論視圖。放在異質性的視閾中，我們可以把阿爾都塞的這種“多元決定論”看成是一種共時—空關係的結構模式。那麼在這種模式中，看到的並不是生成意義上的差異性，而是同時性的差異關係——隻是一種外在的異質性。
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一方麵拒絕單線式的因果關係在曆史中的作用，另一方麵也拒絕現代物理學的無序性思想，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仍然還需要從中探尋一個社會曆史世界中的主導結構。即社會有機體這個“複雜整體具有一種多環節主導結構的統一性”（［法］阿爾都塞著：《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74頁。），而總體又是不變的。在理論上，阿爾都塞既維護了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的主導作用，同時又沒有把它降低為一種簡單的單向的線性過程。
在阿爾都塞看來，“隻有多元決定才能使我們不把有結構的複雜整體（如社會形態，這是迄今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所真正致力的唯一對象）的具體演變看作是外界‘條件’作用於一個固定的有結構的整體（以及它的範疇、範疇的固定程序）而產生的偶然演變，而把這種具體演變看作是複雜整體的具體的結構調整，每個範疇、每個矛盾，以及通過這個結構調整得到反映的主導結構各環節，都在結構的調整中起到了本質的‘作用’。”（［法］阿爾都塞著：《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81頁。）阿爾都塞的這一觀點，消解了經濟一元論的影響，後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得到了普遍響應。我認為，對第二國際以來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批評在這時才得到了意外的收獲。因為那種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都無一例外地機械地照搬馬克思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表述中的思想，而沒有把它放在特殊的曆史時空關係中理解。
第二節“曆史性存在”的批判——曆時性與共時性
按照阿爾都塞的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曆史觀中關於曆史性生成的範疇問題在於：“曆史存在的結構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整體中的一切環節始終共存在於同一時代、存在於同一現實存在之中，因而是在同一現實存在中的同時代的東西。”（［法］阿爾都塞等著：《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頁。）這是由多元決定論而引發出的對馬克思的時空觀念與黑格爾的同一性時空觀的對立。
阿爾都塞在此試圖要實現的目標是，通過把馬克思的曆史概念與黑格爾的曆史哲學的邏輯相區分，從而確定馬克思在《貧困的哲學》中所強調的曆史的具體規定性這一深刻的觀點。也就是在馬克思關於社會整體的概念基礎上建構馬克思主義的曆史時空概念。
一、總體性結構的曆史具體性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曾經指出古典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所形成的非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變的和抽象的概念。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賦予了這些範疇以曆史的性質才能說明和理解這些它們的曆史暫時性。馬克思因此而指出古典經濟學家們沒有看到這些範疇是由曆史決定的，因而是曆史的和暫時的。
馬克思指出：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這些一定的社會關係……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係的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機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馬克思同時還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曆史的、暫時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143頁。）
按照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思想包含了複雜性的結構，這種複雜性結構實際上就是各種關係存在的共時性形態。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的本意是要說明這種共時性形態的存在中，並不是為區分這些關係的運動和時間上的變化，相反，是“首先思考整體的特殊結構，才能理解結構的各個環節和構成關係的共同存在的形式，理解曆史的結構本身”（［法］阿爾都塞等著：《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頁。）。所以，曆史的總體性結構才是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思想時的關鍵問題，同時也是馬克思的曆史觀念的一個關鍵問題。按照阿爾都塞的理解，不同結構層次、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的共時性存在，不能從意識形態的層麵加以區分，因為在其中，時間的存在與它們的本質以及它們的現象是一致的。因此，如果按照共時性的模式來理解曆史的結構，那麼就會產生連續的同質的時代模式以取代現實的存在，從而使這種連續性的存在被視為直接性的存在，而與曆史無關。如果按照阿爾都塞的理解，那麼曆史性的存在就沒有本質的統一性，因而也就沒有一個共通的時間或可以用於在其中思考它們在時間上具有的相互關係的那些存在。對於這個問題，阿爾都塞自以為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曆史總體性意義：“不能在同一曆史時代中思考整體的不同層次的發展過程。這些不同‘層次’的曆史存在不屬於同一類型。相反，我們必須賦予每一個層次以相對自主的，因而在它對其他層次的‘時代’的依存性本身相對獨立的特有的時代。我們必須而且可以說：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己固有的、以生產力的發展為特殊標誌的時代和曆史；都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的生產關係的時代和曆史；都有自己固有的政治的上層建築的曆史……”（［法］阿爾都塞等著：《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頁。）然而如此的區分，則是從總體的各個部分當中不同係列之間的區別的分析開始，而後聚集起來走向對整體的聯合分析。而且阿爾都塞的這種總體性的具體，每一個部分都是相對獨立的存在，因而也喪失了作為整體存在的發展的思想。所以阿爾都塞不可能思考從一種生產方式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演變的曆史。盡管阿爾都塞認為這些特有的曆史都有自己的節拍，“隻有確定了每一個曆史的特殊的曆史時間性的概念以及它們的節拍劃分（連續發展、革命、斷裂等等），這種曆史才能夠被認識。”但是，“這些時代中的每一個時代以及這些曆史中的每一個曆史都是相對自主的”，“並不能由此產生出整體的同樣多的獨立的領域”，“它們的相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是建立在整體的某種聯係的基礎上的，因而是建立在對整體的某種依存性的基礎之上的。”（［法］阿爾都塞等著：《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頁。）實際上，阿爾都塞在這裏延續了多元決定論的外在差異性的思想，因為這些依存關係在時間上是不同係列間的時間的中斷或斷裂，它們並沒有自己的時間。這是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試圖表達的一種對曆史的非時間性的追求。
無疑，雷蒙·阿隆在這個問題上對阿爾都塞的思想又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在雷蒙·阿隆看來，阿爾都塞的這種時間觀念需要有一種直線式的時間引導，所以阿爾都塞對曆史的援引，隻是為直線式的時間所進行的工作。曆史在阿爾都塞的思想中，隻是“按照前後順序連接在一起的事件的具體發展，因而需要援引曆史知識。而曆史知識隻是徒勞地試圖不通過理論構造來重建這種曆史發展。”（［法］雷蒙·阿隆著：《想象的馬克思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178頁。）這種方法在列維·斯特勞斯的《野蠻人的思維》中曾經得到應用，因為斯特勞斯在其中已經指出了野蠻人的思維特征就在於它的非時間性，它們把曆史既作為共時性的整體存在又作為曆時性的整體的世界。阿爾都塞在這裏所運用的總體性的具體性意圖極其明顯，主要針對的是同時代的曆史學家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所進行的探索。阿爾都塞說：“因此，如果我們的權利把僅僅有差異的曆史確立為不同的曆史，那麼我們就不能像當代最優秀的曆史學家通常所做的那樣，滿足於確證不同的時代以及不同的節拍的存在，而不把這些不同的曆史時代和節拍同它們的差別的概念聯係起來，也就是不把它們同那種在整體的各個層次的聯係中建立它們的典型的依存性聯係起來。因此，僅僅像當代的曆史學家所做的那樣，說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分期，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節拍，有些慢些，有些長些，這還不夠，我們還必須在不同時代的基礎上，在把它們銜接起來的聯係、替位和結合的形式中來思考節拍和韻律的這些差別。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不應該滿足於思考可見的和可以衡量的時代，而且也絕對有必要提出不可見的時代的存在方式的問題，提出必須揭示在每一個可見的時代的現象後麵的不可見的節拍和韻律的問題。”（［法］阿爾都塞等著：《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頁。）（這裏的“當代最優秀的曆史學家”們，指的是列伏斐爾、拉布勞什以及布羅代爾等）阿爾都塞把他們的時間觀稱為意識形態的時間，因為他們所采用的編年史的方法，是把各種不同事件產生的順序看作了曆史本身，它們是“看得見的曆史”。而阿爾都塞要研究的是“不可見”的時代的存在方式問題，因此就有了方法論上的差異。
二、“本質切割”——共時性的曆史形態與意識形態批判
阿爾都塞從《哲學的貧困》處進入時代曆史，但對於特定曆史時代的考察，又有意繞開了馬克思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著名的論斷：“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關係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把社會組織當作具有一定結構的有機整體，是由各種因素組成的有機統一體，但馬克思指出：“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而各種因素之間的聯係並不意味著同一性。“對於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來說，把生產和消費同一起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各種因素之間的區分並不妨礙生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隻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從生產出發，馬克思指出：“生產既支配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他因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盡管如此，在某種特殊形式中，生產和其他因素間又有相互的決定關係：“……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頁。）
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說明了在曆史科學中抽象事物和具體事物之間的聯係。而在經濟科學研究中，馬克思是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曆史多樣性之間的關係後，探討如何借助於普遍性的概念來重建異質性的社會組織的問題。因為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遠不是唯一可能的製度，它是處於一係列矛盾的製度之中的最後的製度。所以，曆史研究的方法一方麵在追溯過去在我們看來是合乎邏輯的順序；另一方麵，則是追溯過去享有的某種特殊地位的社會組織，隻有這樣，人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一種社會現象的基本形式。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思想不但闡明了經濟學的範疇的曆史性意義，而且也闡明了經濟學的各個範疇與現實的關係。馬克思在其關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想中指出，即使僅僅在後來出現的最抽象的範疇，其形成過程也具有曆史的暫時性；但當分析這些範疇（諸如“資本”）在一定時代的特殊地位（或首要地位）時，就與每一個社會組織的體係構成了複雜的統一體的關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的“社會有機體”的概念，在這裏用社會的“有機整體”來表示，因此，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實現的曆時性與共時性的辯證聯係，實際上所指向的是同一個事物的不同方麵的內容，一個是就社會製度構成的曆史條件，另一個則是針對已經完成了的製度形式。所以按照馬克思的思想來說，在已經完成了的資本主義製度中，每一種經濟關係都以具有資產階級經濟形式的另一種關係為前提，從而每一種設定的東西同時就是前提。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向我們陳述了曆史上不斷發展著的生產方式的類型，並且因此而指出，它們不可能是封閉的體係，也不可能是與世界曆史的發展過程相割裂的孤立的時代。馬克思在此時所使用的生產方式的分類，並不是單純地羅列這些關係，而是試圖從典型性的意義揭示出曆史發展的具體進程，以實現他在研究過程中的觀念重構。任何一種具體的整體都並不隻是一種結構的形式，而是一種生成、成長和死亡的製度的理想狀態，是處於永恒運動中的一種靜態的表現形式（相對穩定性及其與永恒運動和變化的矛盾）。
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表達的曆史觀念來看，阿爾都塞在闡述馬克思的曆史發展理論時，並沒有體現出曆史性與共時態的分離的特點。盡管阿爾都塞援引馬克思在其中所指出的：“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曆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頭腦中，主體——這裏是指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隻是個別的側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頁。）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指認的社會科學和曆史科學的研究對象隻是結果，這種“既與”的主體隻是曆史發展的結果，是現實的存在，是曆史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所以曆史研究必然要從現實存在中使本質成為可見的“本質切割”方法。但是，阿爾都塞把這種曆史方法納入到了“曆史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加以拒絕。在阿爾都塞看來，這種“曆史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下降到了“曆史方法論”的地位，而馬克思主義不是曆史主義。這又是阿爾都塞的玩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結構觀念不是曆史概念，而曆史主義的意識形態則會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誤讀成人道主義。所以對馬克思所論述的資產階級社會結構的共時性理解，在阿爾都塞看來是從意識形態的層麵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下降為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批判。
阿爾都塞認為：“如果說享有特權的現實存在不複存在，那麼基於同樣的理由，一切現實的存在都成了享有特權的存在。因此，曆史時代的每一個現實存在都具有一個可以對每一個現實存在進行同時代性的‘本質切割’的結構。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整體和黑格爾的整體具有不同的結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所包含的各個不同層麵或層次並不是直接地相互表現，因此，必須把這些不同的層麵或層次聯係起來，使每一個現實存在同所有其他現實存在相互一致，從而成為‘同時代的’，才能對馬克思主義的整體進行‘本質的切割’。”（［法］阿爾都塞等著：《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頁。）無疑，阿爾都塞試圖以“本質切割”來確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然而卻並非從曆史的暫時性意義上對曆史對象進行研究，而且也與結構主義的理論旨趣並不相同，因此阿爾都塞的思想不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陣營裏到遭到批評，在結構主義的學派中也受到指責。
阿爾都塞通過“本質的切割”這個觀念，終結了經驗性的曆史研究所固有的開放性，從而在理論上表現出與馬克思關於曆史科學的理解背道而馳的特點。在這一點上，他的思想恰是源於曆史時間的連續性觀念。然而，他把曆史時間的連續性理解為均等的或劃分的時間。按照阿爾都塞的理解，“共時性就是同時性自身，是它的各種決定性因素的本質的共同存在。而現在可以解讀為‘本質的部分’中的結構。因為現實的存在就是本質結構的存在。因此，共時預設了連續——均一的時間這個意識形態的思想。”實際上，阿爾都塞的這一思想混淆了共時態與瞬間性之間的關係，共時態與阿爾都塞分析中的無時間性關係更為接近。所以在阿爾都塞關於曆史時間的敘述中，對結構主義的共時性批判與對年鑒學派的批評如出一轍，阿爾都塞並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所指出的曆史的暫時性與結構主義的同時性之間的差異！而同時代人對結構主義時間性的批判實際上也就是對阿爾都塞的共時性的批判。在這一點上，對人類學異時性的批判對阿爾都塞來說也是適用的：“自從德·索緒爾對共時態與曆時態的對立作了權威的認定以來，它不是用作時間關係的區分［就像有人因為這兩個詞中出現了時間（chrony）這個組成部分而望文生義］，而是用作無視時間的區分。據說，符號學係統的確認與分析之所以可能，無可爭議地是建立在以下這個基礎之上的：消滅時間及其蘊含著的消滅諸如過程、發生、形成、產生等觀念和其他一些與‘曆史’係縛在一起的概念。曆時態不是指生存的時間模式，而隻是指符號學係統彼此之間的連續。嚴格地說，連續隻是在外在條件的意義上預設了時間，這種條件既不影響它們的共時態構成又不影響它們的曆時構成。”（［英］彼得·奧斯本著：《時間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49頁。）按照阿爾都塞的看法，在分析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時所用的共時態的思想，實際上並非是同－時間性，而是非－時間性。時間性被理解為靜止的狀態，構成了質的同一性的根據，因而對社會結構的分析就轉換成對在時間上沒有變化的同質性的空間的研究（但是阿爾都塞卻把它指向了異質性的構成，這恰恰是阿爾都塞在理論上的矛盾之處）。雖然結構主義的曆時態思想把各種同時態的事件關係前後相連，但這種“前”——“後”的順序並不是時間連續性的意義，而隻是一種非時間狀態的聯結。因此，當結構主義明確地從它的體係中排除了構成性的現象學的存在，即處於時間意義上的“此時”時，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也麵臨著與結構主義同樣的問題，就是他無法找到一種時間立場以統一他的多重性的社會時間，聯合的多重性的時間就隻能處於靜止性的混亂的敘事中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