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爾都塞提出了想象的馬克思之後，德勒茲推出了被他改造了形象的馬克思，隨後，重新喚回馬克思思想的德裏達開始出場了！德裏達所麵對著的是“應該如何對待馬克思思想的遺產”。歐洲世界不斷被生成的馬克思的思想，使得馬克思成為在精神中不斷被重複，然而又被戴上不同麵具的形象，而真正的形象似乎已經被人們所遺忘：因為在場的馬克思與缺席的馬克思，成為當代思想舞台上馬克思主義者們扮演的馬克思，而非本真的馬克思。因此，要回到馬克思，而且避免用哲學——語文學的方式回到馬克思，需要對馬克思的異質性進行解讀。“不去反複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可以說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都是一個錯誤，而且越來越成為錯誤，一個理論的、哲學的和政治的責任方麵的錯誤。當教條的機器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機構（國家、政黨和作為理論產物的其他方麵）全都處在消失的過程中時，我們便不再有任何理由，其實隻是借口，可以為逃脫這種責任辯解。沒有這種責任感，也就不會有將來。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思想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無論如何得有個馬克思，得有他的才華，至少得有某種他的精神。因為這將是我們的假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我們的偏見：有諸多個馬克思的精神，也必須有諸多個馬克思的精神。”（［法］德裏達著：《馬克思的幽靈》，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德裏達從對《共產黨宣言》與現時代的比照中讀出了時代對馬克思的呼喚。然而，這種閱讀是斷裂與重構的影響，因為除了馬克思，沒有人能夠在任何可能的程序設計之外提前具體體現新知識、新技術、新政治格局的無法預見性，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種無與倫比的方式對超越他們當時時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過分析。他們對今天的時代已經先於他們自身所處的曆史提出過明確的警告。沒有人能夠像馬克思那樣清楚明白地說明法律、國際法和民族主義的源和流——這就是德裏達在今天所發出的馬克思的聲音。
第一節德裏達與解構的方法
德裏達（1930－2004）出生於阿爾及利亞，19歲獲學士學位後即赴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德裏達早年深受薩特思想影響，對薩特推崇備至，認為他是與黑格爾、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齊名的思想家，1957年始，德裏達開始準備博士論文《文學作品的理念》，然而直到1980年，他的博士論文答辯會才得以舉行，其博士論文說明了哲學中包含著的文學性的意義和企圖。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德裏達以反傳統思維的理論被學界視為“激進分子代表”。他一生撰寫了幾百部著作，其中於1967年出版的著作《文字語言學》、《書寫與差異》及《聲音與現象》宣告了解構主義的建立，形成了以德裏達、羅蘭·巴爾特、福柯等理論家為核心並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而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他則以《馬克思的幽靈》而聞名於中國。德裏達在組織“哲學教學研究會”的活動時，對哲學的去神秘化、生活化的哲學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學會的目的是審查中學和大學哲學教學的方法，以探討哲學如何在官方建製的教學體係中的發展。它特別針對的是對大學預科生提出取消哲學的提議，對方的理由是大學生還沒有能力進行哲學思考，年齡障礙會影響青年對哲學的學習。德裏達正是在對這一問題的反駁中指出，這種傾向源自於柏拉圖以來的所有哲學文本，傳統哲學以神秘化的麵具遮掩了哲學的生活基礎，從而導致哲學的高深莫測，但是，德裏達的哲學源於生活，存在於生活中。
一、解構與“異延”
解構是德裏達於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文學寫作和分析方法。我認為這是德裏達把文學評論研究中的方法運用於哲學而形成的思維方式。德裏達在論及“解構”時曾經對這個詞的命運發出驚歎，這個原本在哲學中運用的方法，現在卻出現於文學作品中。而主流哲學家卻拒絕以嚴肅的態度對待德裏達所關注的這一方法。
按照德裏達的理解，哲學始於事實與合理性的對立，混淆兩者是哲學首要的錯誤，因為事實不能向我們證明正當性和本質等。經驗主義的錯誤其實質是混淆了事實與應當的關係理性並非源自於先天，所以經驗論的“我”並不與“我”相等同，而是差異，是“我”與他物間的關係。因此，德裏達把經驗主義稱為“一個在源頭上純粹異質邏輯的思想的夢。純粹差異的純粹思想……我們說它是夢，因為隨著白天的到來，語言破曉，它就會消失。”
何謂差異？在德裏達看來，在意義中存在著差異與延宕，或者說是語言內部存在著的無止境的遊戲運作，這個遊戲不可能為了界定概念的目的而被固定化或被阻止。按照結構主義的觀點來說，符號不能在自身中自動地生成意義，而要借助於它們各自在組成任何語言的對立和差異的結構係統中所處的不同位置來產生意義。德裏達從語言學研究中發現，語言中意義的產生過程極其複雜，而且意義在任何語言結構中並不會如期呈現（present），它總是受到一定的語義延宕的影響，延宕使符號始終無法在瞬息（同時性）中取得一致性的意義，它作為能指鏈中的一組符碼發揮作用。
在《言語與現象》一書中，德裏達對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提出了挑戰，他認為，異延的出現是一個漫長而又繁瑣的論證過程的結果，因為不能為了給它尋找一個確切的定義而離開語境，這就是德裏達反複強調的，沒有什麼可以代替閱讀且反複閱讀文本這一艱巨的工作：要問異延的意思，隻有去閱讀文本！解構的意義也就是在閱讀的過程中。
無論是異延，還是解構，其矛頭都指向邏各斯中心主義，指向我們已經接受了的哲學的傳統——異延，這也可以被理解為是處在“永遠的刪除號下”。美國哲學家羅蒂曾經這樣說明過德裏達的異延，他認為，“異延”表現的是“非自我的同一性”（nonselfidentical）意義遊戲，可以使它們免於重入西方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秩序。也就是表現為刪除的符號，是對文本的拆解，作為一種策略，就是否定文本所具有的任何語義上或概念的堅固性。換言之，也就是在文本中實現的對文本內容的“離間”。我們可以把哲學與文學相比較——它們都是寫作，然而它們相互間質問的過程才呈現出它們間的差異。因此，德裏達的解構有如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所指出的，過河拆橋、登樓拆梯。
二、解構與“否定性的道路”
德裏達強調：解構不是一種方法，也不是一種技術或者一種批評，更不是文本的闡釋，因為這些都是對文本的一種嫁接過程，是在某種體製（文本的形式）下而產生的變形，其目的隻是使文本的觀念通俗化，使它們成為隨時令變化的“新形式”下的原有觀念的再現過程。但解構不是方法，也不是技術，這種對方法、技術和批評的“否定性道路”，其意義即是拒絕回到處於某種體製下的思想和觀念的表現形式。那麼，德裏達的解構如何實現的？
簡言之，解構是要消除概念的二元對立，拆除思維的等級體係，將概念、思維重新嵌入文本意義不同的秩序中。因此，我們把德裏達的思想描述為：解構就是對那些在文本中自相矛盾的“兩難困境”、盲點或要素進行小心的探索，這需要在閱讀的過程中通過反複的閱讀發現自相矛盾的要素，在這些矛盾中，文本會在修辭和邏輯中自行顯現出它“想要說的（能指）”與實際上“被迫說出的（所指）”之間的緊張關係。解構就是在文本的邊緣處，抓住那些不被看重的、被規範的共識所忽略的細節（諸如不經意的隱喻、腳注、論點的轉移等），這些內容通常是被正統的觀念忽視的，而德裏達認為，正是在文本的邊緣處，解構可以發現其中令人不安的緊張力的存在。
在德裏達看來，文本中的意義並不是能夠以某種自身合適的、自我同一的概念形式來把握的，諸如S是P（或者S非P）的語言結構，它也不是自明的，而是先驗假設了S作為P的本體論存在，因而，解構就是要對語言中的S是P進行語言學意義上的界定。而如果把解構當作一種方法，就會回到西文傳統理性主義的概念和範疇的常規思維，就容易導致把解構當作一種普遍化的觀念，以為解構能夠運用於所有的差異性意義中。
德裏達把解構理解為對結構主義的係統性和中心論的對抗。在德裏達看來，傳統的結構主義也是知識論的變異形式，因此，需要通過進一步顛覆形而上學的知識結構係統，通過異延的過程而徹底杜絕任何中心產生的可能。德裏達對結構主義的批判，首先表現為對語言和意義的雙重邏輯對立結構的解構，以欲望為動力，把哲學的自由創作活動範圍延伸到文字以外的間隔化和差異性的圖式結構模式的閱讀過程中，以遊戲的方式實現其自由創作的無限性。德裏達的“解構”不僅在語言修辭學的研究中得到普遍實踐，而且把解構的方法運用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直接引領了後結構主義潮流。其次，揭示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固定中心論及其結構封閉性的關係，就是禁止創造性的替換，封閉了符號自身變化的可能性。再次，德裏達認為語言符號的“在場”和“不在場”與它們所表達的對象的“在場”和“不在場”是自相矛盾的。這也就是說，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統治力量借用“在場”和“不在場”的矛盾進行控製。第四，傳統語言在運用的過程中是同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同掌控社會運行過程的權力係統相互滲透，解構就是要揭露傳統語言以及各種論述中所采用的象征性權力的性質和技巧。
在德裏達看來，傳統符號理論不涉及語言的心理結構而單純地研究語言符號的係統性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實際上，各種符號都借助於表麵缺席的心理因素掩蓋同樣缺席的思想觀念及其價值內容對於符號的控製和依賴關係，傳統符號理論為了使缺席的心理因素和思想觀念能夠有效地控製非心理的物質因素，都把非心理因素排除在思想觀念之外。各種符號形式的差異在本質上是源自於物質因素間的差異及其存在的間隔性，而傳統的文化觀念則是把思想觀念的創造運動壓縮進了純粹的符號形式的非心理結構中，以避免本原的客觀物質的差異變化而影響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係統。德裏達的解構就是通過探尋書寫的文字差異痕跡而實現思想觀念的創作，從而實現走出書寫文字範圍的局限性。
這種方式，我們稱之為“否定性的道路”，也就是說，傳統的哲學研究的方法在麵對著哲學文本時，必須先考慮它的形式結構、修辭的機理、文本類型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同時對文本的語言潛力進行挖掘、強化、或是推進其脫離常規的，比哲學文本還古老的隱喻、反諷等資源。這種哲學文本的研究方法會使哲學顯得不過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學。德裏達不同意把哲學歸入文學類型，他認為，不能從文學形式反對哲學，不能從唯美主義的角度對哲學進行閱讀，而是要進入文本本身，破譯其中的矛盾和衝突，從哲學的矛盾內在地引出其規範的邏輯標準。
三、增補的邏輯與異質性價值
在德裏達看來，寫作的普遍性的長處就是增補。在寫作中，可以通過增補的增補、符號的符號，從而取代原有意義的語言位置。我們在德裏達的《書寫與差異》中，可以讀出德勒茲的“解轄域化”的要義，這是邊界的不斷擴張的延伸的過程。德裏達把傳統哲學闡述真理的方法看作是一種對所有人來說是不證自明的公理的方法。他指出，所有的人雖然不會有相同的寫作，同樣，所有的人也不會有相同的語言，但語言（特別是口語）所直接符號化的心理體驗對所有人來說是一樣的，並且在“我”（主體）的體驗中呈現為對所有人都一樣的意象的對象。語言（口語）是觀念的直接符號化，它不需要增補的中介，因此語言被置於邏各斯的中心位置。
這種傳統哲學的語言中心論，以及同時所揭示出的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認識，正是德裏達的解構的目標。在德裏達看來，語言的作用使真理偏離了事物，而通過增補的方法，再次使語言逃離了邏輯關係的控製。寫作則是把這種逃離的過程放在了相反的位置。寫作往往出現於偶然，這就使得寫作與假設的目標間存在緊張的關係，寫作總是要入侵語言和邏輯的關係。作為增補的寫作方式，實際上是偏離真理性論斷的手段。這就導致了文本寫作的不確定性。德裏達因此指出，無論寫作是什麼樣的界限，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寫作並不是輔助性的，但它被人們當作一種交流的工具，寫作的增補過程就是用以完成或者填補事物在現存秩序中出現的某種當下的缺失或者斷裂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來說，寫作實際上是語言的前提條件，是對語言本身幾乎不可想象的缺席的必然補充。德裏達把它稱之為是“增補的邏輯”，實際上是對傳統價值的不可思議的顛倒，就是在表麵上看起來是衍生的或附屬的手段，然而在解構中卻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德裏達看來，傳統哲學態度往往否定作為非存在的內容，因為可以通過文本本身的語言表述而無限地接近真理，而寫作則是阻礙了這樣的過程。寫作也就是把它的黑暗的、均質的刻痕強行衝入一個理想的透明區域（在寫作中呈現出在透明區域中被遮蔽的陰影），因為語言會受到外在的語言模式的影響而導致把企圖要敘述的內容給掩蓋了，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以，寫作是對由不可代替的主體所言說的句子的正當位置和恰當時間的誤解，它反而會削弱主體的聲音。德裏達認為，從柏拉圖以來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中存在著關於口頭言說與書麵語言之間控製關係的理解，然而，當我們閱讀這些文本時，如果關注隱喻和注釋等內容的複雜性，這種做法是與傳統的方法相背離的伎倆，然而卻是一種反常的雙重邏輯的分析。人們越是否定它們（隱喻和注釋等）的意義，它們在文本中呈現的意義就越明顯，所以，這種對言說的壓抑的反抗，絕非偶然地存在著，而是在哲學文本的實踐中表明著，它是一種語言的轉換方式。德裏達並沒有否定言說在敘述事實真理時的作用，然而，它肯定不隻是諸多事實中的一種事實，口頭言說所表達的真理對於書寫中揭示出的意義的優先地位，是不合理的。
德裏達認為，西方思維傳統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偏見總是把言說與字母寫作或看作是真理和自明性的唯一形式，而拒絕另外的寫作和語言的表達方式，因為在東方文化的寫作中（埃及的文字與中國的書法藝術）是完全按照其他的邏輯方式進行的，西方哲學家們通常以輕蔑的態度對待東方的書寫藝術，認為這種書寫方法不是通過明晰的聲音和可理解的意義間的聯係進行的交流過程。黑格爾就認為，哲學史必須從絕對理性或者說從純粹的意識角度加以敘述，這種理性和意識可以返觀（再現）其自身演進的曆史，自我意識就是對這一過程進行再現的能力，這種再現突出了曆史過程可以根據當下的知識進行理解的主觀假設。雖然黑格爾熱衷於破解東方書寫的意義，但他在真理論中拒絕承認東方文化對於哲學發展的重要貢獻。可以說，邏各斯中心主義與西方文化中心論的觀念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德裏達指出，黑格爾的真理論與辯證法的方法相聯係，實際上是為了說明曆史的真理而不是真理的曆史，它在理論上為通向絕對真理的某個階段提供一個敘述性的解釋，而且是試圖提供一個超越時空的純粹意識的表達形式。然而，這種用曆史和知識的聯係所搭建起來的外在的聯係實質上是“為了重新占有在場的位置而作出的各種迂回”。德裏達並沒有否定曆史的存在，也沒有拒絕用文字表達現實，而是用強大的意識形態方法把所有的曆史和知識都等同於一種同一性，目的就是展開自我呈現的真理的目的論。所以，當黑格爾的辯證法聲稱要超越所有的精神哲學和自然哲學時，其方式就是通過說明它們的矛盾最終是如何通過反思的運動而得到消解的。對此，德裏達對再現的真理目的論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在德裏達看來，黑格爾將一種在事實上屬於自然的態度與受理性思維的本質支配的言說的界限混為一談，黑格爾的文本是受必然性支配著言說和書寫之間的關係，這種混淆使整個語言的形而上學產生糾纏不清的混亂。德裏達認為，書寫永遠不可能被聲音整個地同化，書寫的非語言功能和運行過程的沉默並不是人們所希望的簡約化的真實的偶然性和廢品，作為一個必然性的事實，書寫包括著非語言的形式。黑格爾不可避免地在努力理解語言的性質時反對非語言的形式，所以黑格爾的著作中出現的一係列對立的論題，實際上展示了西方形而上學與它們對手之間的衝突，即一方麵對言說過程中唯心地呈現自身意識的深層心理是一種可怕的顛倒，而另一方麵則試圖建立起書寫的秩序，從而試圖遮掩形而上學的原初的意義。德裏達要求我們在閱讀黑格爾的文本時注意防止言說對書寫的控製，從而避免使書寫的“好的”（言說形式）與“壞的”（非語言形式）產生緊張和矛盾。因此，我們在閱讀中將要追隨的道路必須從這個黑暗的陷阱開始，傾聽聲音所貯藏的所有能量的回響，抽取出黑格爾思想中的金字塔式的形式。無疑，當德勒茲用凝視的方式關注存在中的非存在時，德裏達用傾聽辨別出閱讀嚴肅作品時散發出的不和諧音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