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蕩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後、惠帝時期的動蕩。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麵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麵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製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的短期動蕩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曆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裏，在籍人口居然隻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淒慘，獸遊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麵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曆史上的幾大盛世，隻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製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製製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製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無法抵製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曆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曆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曆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曆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麼短命。
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25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混亂狀態，對外則麵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曆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製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製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曆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曆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曆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辟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隻是諷刺。
中國曆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麼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複，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係列正確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擺脫循環。“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曆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複”。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麵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著眼前無路，隻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曆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隻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第八章鴉片戰爭的種子
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
一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1）
乾隆皇帝從小喜歡西洋玩具。
這個興趣顯然與父親有關。雍正以工作狂聞名於史，其實業餘時間也是一個相當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歡西洋玩意兒。現在故宮博物院裏還保留著他好幾張穿西裝、戴假發的畫像，以及他玩過的大量西洋鍾表、望遠鏡甚至顯微鏡。
乾隆青出於藍，同樣領娛樂風氣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隻小鳥或者走出一個小人報時的西洋鍾表，從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讓他驚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傳旨兩廣總督李侍堯和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多進貢幾件鍍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貢，有清一代並不多見。看得出皇帝確實是“喜歡得緊”。
不要以為閉關鎖國之下，清代的統治者與外界毫無接觸。事實上，巴黎或者倫敦流行的玩意兒，往往不久後就會隨商船或者傳教士傳入北京。歐洲最頂級的鍾表師成天琢磨康乾時代中國皇帝的喜好。還有歐洲人不遠萬裏，從歐洲運來機械設備，在廣州開辦了鍾表工場，專為皇帝和貴族生產奢侈品。一些中國匠人也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產品，並且惟妙惟肖。不過乾隆一眼就看出這些合資及仿冒品並非正宗，強調宮中所用必須是原裝進口貨：“從前進過竹葉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鍾表、洋漆器皿、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鍾表外，皇帝還對西洋自動玩具著迷，特別是“機器人”和“機器動物”。宮中的西洋傳教士西澄元研製了一頭“自行獅子”，體量大小與真獅子無異，發條藏在獅子腹內，能行百步之遙。皇帝親自前來觀看，看著“自行獅子”昂首闊步向他走過來，大為開心。（《乾隆皇帝大傳》）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興趣。皇帝對西洋樂器很好奇。他命傳教士魏繼晉與魯仲賢教小太監學習“大拉琴”（估計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宮中組織了一個包括了大小提琴、鋼琴、雙簧管、單簧管、吉他在內的西洋管弦樂隊，以便讓居於深宮的女眷們也領略一下異國風情。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兩廣總督的一封緊急奏折。奏折說，有一個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國家，派人到廣州來送信，說打算要來朝貢天朝。
奏折後麵還附上了翻譯成中文的英國“商業總管”“百靈”的“稟文”。
這封稟文極具“中國特色”，內容如下：
英吉利國總頭目官管理貿易事百靈謹呈天朝大人，恭請鈞安。我本國國王，管有呀蘭地嘧噸、佛蘭西、噯侖等三處地方，發船來廣貿易。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說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包管英吉利國人與天朝國人永遠相好。此人即日揚帆前往天津，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護送同行。總求大人先代我國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準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灣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掌故叢編》）
這封從天邊不知名國家寄來的信語氣真的極為“恭順”。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壽，他們知道信兒晚了，沒趕上，他們國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兒地趕著今年來給皇帝慶生日，如果皇帝肯賞臉見他，那麼他們國王就會“十分歡喜”，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真是懂得禮數。皇帝閱後極為滿意。
不過，問題是，英吉利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哪個方向？多遠多大？稟文中提到了“佛蘭西”，難道與傳教士提過的法蘭西有點關係？
皇帝命人搬來八年前調集中外所有博學者修訂的《大清一統誌》。這本書中已經記載了中國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國家。然而，從頭到尾翻了一遍，雖然找到了傳教士們常說的什麼法蘭西、意大利，卻沒找到英吉利三個字的影兒。
皇帝於是找來了宮中傳教士，詢問英吉利國是怎麼回事。傳教士們果然知道，告訴他，“該國即係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與法蘭西國及意大利國在同一個方向，也以製造器械見長。
皇帝十分高興。這既意味他將收到大批西洋貴重玩意兒，更意味著，大清國的屬國名單上，又將添上一個新的名字。
中國曆代，對屬國的數量多少都十分重視。
中國人想象的世界是，中國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國家環繞在中國周圍，都沉陷在野蠻愚昧之中。因此，中國願意懷柔遠人，向四周“傳播聲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將他們從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來。而四周明白事兒的夷人大都“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國來參觀學習，學習先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