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自然不能空手，他們帶著本國最好的土特產，恭恭敬敬獻給中國皇帝。這標誌著他們向先進文明的致禮，也標誌著對中華帝國的臣服。這些國家就叫朝貢國，又稱屬國。
“萬國來朝”“四夷賓服”向來是中央帝國統治成功的標誌。中華帝國的屬國越多，就證明帝國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過冊封，賜予四周小國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國的捧場來證明。曆代王朝都熱衷於展示自己的光榮偉大，以吸引周圍國家前來朝貢。
大清王朝的屬國數量自然也不少。因為中國與屬國的關係根本上是禮儀性的，中國是君，外國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別由禮部和理藩部來劃片兒管理。東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鮮、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撾）、暹羅（即泰國）、蘇祿、緬甸，以及西洋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羅馬教皇廳（即意大利）等，歸禮部管。而歸理藩院管轄的，主要是西北陸上屬地及國家，比如哈薩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中國人一廂情願中的“屬國俄羅斯”等等。
一般來講，在進貢國名單上增加一個新名字絕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計遣使招徠，就要大動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屬國數量在乾隆年間增長最速，主要是因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擊敗準噶爾，這一戰使“哈薩克左右部、布魯特東西部、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幹四城、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奇齊玉斯、烏爾根齊諸部落”均“同屬內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沒用大清帝國出兵，又沒有遣使，數萬裏外大西洋上的從不知名的英吉利國就“遠慕聲教，傾心向化”，主動前來納貢。這難道不是中華帝國文化影響力的有力證明嗎？這難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嗎？這難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樁大喜事嗎？
何況這個新的“臣仆”將為皇帝貢獻許多奇珍異寶。那篇稟文裏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
依慣例，海上達到的外國貢使一律由廣州上岸。皇帝回複兩廣總督，特別批準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陸：“閱其情詞極為恭順懇摯，自應準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誠。”（《清高宗實錄》）
其實英國人並非是中華帝國的陌生客人。他們來到中國海邊已經幾百年了。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是大清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國之一。
自古以來，英國人就一直被東方這個神秘的大國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國人卡波特就企圖打通前往中國的航路，可惜沒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國商船“倫敦”號抵達澳門，才標誌著中英交往的開始。
從那時起，中英間就建立起了貿易聯係。不過當時的明朝官員並不知道這些外國人從何而來，看他們一樣是紅頭發藍眼睛，以為他們是荷蘭人，所以將他們也稱作“紅毛番”。在中國人眼裏，荷蘭是當時海上最強的國家。
其實世界大勢早就發生了變化。16世紀末起，英國相續擊敗西班牙和荷蘭，實現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貿易中，英國人同樣後來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蘭和西班牙，成為中外貿易的主力軍。中國茶葉風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國商人的功勞。
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蘭人首次將茶葉輸往歐洲。然而在此後100餘年間，歐洲人並沒有對這種新飲料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中英貿易興起後，經過英國商人的大力推介，茶葉逐漸成為歐洲人客廳裏的時尚，並且使越來越多的人著迷。從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間，英國從中國每年采購的茶葉數量從8萬多磅增長到269萬磅，增長了30多倍。茶葉也已經成了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最大宗貨物，占了歐洲人從中國采購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國人因此成了對華貿易的絕對主力。1764年，歐洲運往中國的貨物總值為191萬兩白銀，而其中英國所運為121萬兩，占63.3%；而當年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貨物總值為364萬兩白銀，英國人購買的為170萬兩，占46.7%。及至18世紀末，英國對中國的貿易輸入值已占西方國家總值的90%左右，輸出值則占70%以上。英國早已經是中國第一大外貿出口國，也是第一大外貿進口國。（《閉關與開放，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
可是中國皇帝與中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英國人仍然如明末一樣，與荷蘭人一直都被稱為“紅毛番”。對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係如何，連與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國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於前幾年剛剛修訂的《大清一統誌》，記載了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卻竟然沒有這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
中國皇帝何以閉目塞聽如此？
其實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記性不好。對於這個英吉利國，他本來應該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麵上，出現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個中文名叫“洪仁輝”的英國商人，自稱“英吉利四品官”，說有要事，要進京告禦狀。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來驚動了天津知府。充滿好奇心的知府靈毓來到洪仁輝船上，對這個金發碧眼的洋人進行了拜會。洪仁輝操著流利的中文對他說，他們本來在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在貿易過程中，受了許多欺負，因此想找中國皇帝評評理。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沒出過的奇事。按理靈毓不應該允許這個不守規矩的夷人進入天津。但是頭腦靈活的他早就聽說過外國商人都很有錢，因此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於是他對洪仁輝表示，聽了洪氏的講述，他十分同情。他會向上級彙報這件事，但是替一個外國人“越級上訪”，他要冒著被革職的風險。
所以，靈毓悄悄伸出5個手指頭。如果沒有5000兩白銀的好處，他不敢做這樣的事。
其實洋人洪仁輝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英國翻譯，根本不是什麼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Flint），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之所以自稱四品官，是因為他很清楚，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或者翻譯根本不可能見到中國的官員大人。雖然對中國官員的腐敗十分熟悉，洪氏還是覺得5000兩實在太多了。他與靈毓討價還價，最後談定的價格是2500塊西班牙銀圓，先交2000，事成之後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銀圓後，19日下午，靈毓允許洪氏的船由水路開到天津，並將洪仁輝安排在一座廟宇中住了7天。在這7天當中，洪仁輝的狀紙層層上交，被從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達乾隆皇帝的禦案。
洪仁輝的狀紙中，向皇帝敘述了他們幾十年來在對華貿易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他說幾十年來，十三行製度一直像一個難受的枷鎖一樣困擾著他們。他說他們的貿易因此嚴重不平衡，很難直接了解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麼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國在廣州之外，再開一些貿易口岸。他還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買辦，不必向海關官員繳付規禮或經其認許。
我們控告設在我們商館與貨船之間的三個關卡的人員，他們曾向即將起航的商船諸多勒索，尤其是最後一個關卡的官吏，去年竟將“霍頓”號引水的執照扣留。
我們要求把我們稱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這種告示張貼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們在路上經常受到侮辱。政府不僅有責任保護我們，同時亦應保護和我們來往的商人、通事、買辦和仆役等。
我們控告我們商館附近的海關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為。約在兩個月前，他借口我們沒有向他鞠躬行禮，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艇上乘涼。我們要求命令他到我們的住所道歉，或將其解職。（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一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讓英國人壯起膽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門呢？
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隻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那就是廣州。在廣州，他們也隻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萬裏迢迢奔赴中國來的外商，雖然也腰纏萬貫，到了中國之後處境是今天難以想象的可憐：
他們隻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許進入中國。來到廣州後，他們不能住到廣州城內，隻準住在“十三行街”內，而且沒事不允許外出。
除此之外，他們不許攜帶妻子一起來華，也不許找中國女人，隻能幹熬著。他們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一旦和他們聊聊天，就會被視為“漢奸”。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也沒有管理外貿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隻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采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不得亂走一步，不得亂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麼困難，對中國外貿政策有什麼不滿，不得直接與中國地方政府聯係，隻能通過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請求，而中國政府對這些轉達來的請求大多數時候都不聞不問，不予理會。
所以，傳統時代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麵。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防範”意識。雖然樂於吸引外國人朝貢，但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中還有另外一麵，那就是“嚴華夷之防”。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製體製是有潔癖的，“裏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衝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除了朝貢一途外，他們希望把外貿規模控製在最小限度之內，並且給外國商人設置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不但不希望外國人給帝國帶來麻煩，甚至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人也被統治者所厭惡。乾隆皇帝即位後的第五年，發生了荷蘭人屠殺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僑的“紅溪事件”，荷蘭士兵和暴徒開始瘋狂屠殺和洗劫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毀華僑住宅，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一萬多名無辜華僑的鮮血染紅了巴城的溪流，故人們稱這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為“紅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撫將此事奏聞於朝廷。皇帝宣布：“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是在國內不安分之人，違法私自出洋，被屠殺是自找倒黴。
在這種觀念和知識水平下，清王朝高層對於自己的外貿發展水平，外貿國的數目，外貿商品的變化一概漠不關心，因此也一無所知。
外商在中國居住，生活上的委屈與侮辱是顯而易見的。法國人拉佩魯斯1787年曾在廣東短暫停留，後來他寫道：“人們在歐洲喝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馬戛爾尼也表達了同樣的沮喪心情：“我們在廣東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種屈從的狀態下，與這個所謂的文明國度不相稱。”
不過這不是主要問題。雖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國人還是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利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中國進口一磅茶葉，隻要2個多先令，而在英國市麵上，卻可以賣到14個多先令。為了利潤，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錮在十三行內，忍受寂寞，足不出戶；可以抑製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國的所有這些關於生活起居的規定，他們都可以一閉眼，忍了。
可是，還有比這些更難以讓他們忍受的：
因為對外貿易全部由廣州十三行壟斷，十三行就成了一個半官半商、不倫不類的機構。他們一手遮天，任意定價。他們充當著外國人與中國政府的中間人，在中國官員麵前奴顏婢膝，唯唯諾諾，但對洋人卻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外商居住廣州，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和管理。不明白緣由的洋人，尊稱他們為“官”。海關官員每年都會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賄賂，而這些都如數轉嫁到外商頭上。這是讓洪仁輝們憋氣的原因之一。
而更讓他們痛苦的，則是中國官員們的勒索壓榨。
中國政府不屑於與外商發生關係，這是體製所決定。不過，中國官員對外商帶來的銀子卻無一例外非常感興趣。廣州海關是眾所周知的肥缺，由於缺乏製約機製，他們擁有極為廣泛的權利和毫無節製的貪欲。腰裏裝滿銀子又無法與正常中國社會發生聯係的外商，在中國官員眼中就是一個個待宰的肥羊，無論他們怎麼樣痛宰，外國人都無法發出聲音。廣州海關的貪汙腐敗，在全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曆史上中國海關的關稅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計劃外稅收”卻讓外商難以承受。中國官員在貿易過程中，隨意製定各種“陋規”，其數量遠遠超過了“正稅”。各項明裏暗裏的費用加在一起，有時高達進口貨物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