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禮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對英國人的反感。他認為自己受了“張大其詞”的英國人的騙了。
而馬戛爾尼偏偏選擇了這個時候通過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國的幾項主要要求。他認為，皇帝認真觀看了英國禮品後，應該對英國有所敬畏了。
見到馬戛爾尼的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國使團的主要目的，並非是慶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這些過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絕對不會考慮同意英國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條。為大清王朝確定一係列永不變更的製度，是皇帝在位幾十年一直致力的事情。因為一個小小的島國幾件不合胃口的禮品，就改變天朝定製，是不可想象的。
皇帝給英國人下了一道長諭，逐條駁回了英國人的請求：
關於英國人想與中國互派使節，皇帝說：
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準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準複回本國。此係天朝定製，想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為無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驛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製，從無聽其自便之例。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製，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加人以所難。設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關於開放珠山、寧波、天津，皇帝說：
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寧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所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曉諳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請向浙江、寧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船泊貿易之處，皆不可行。
對在北京設一洋行，皇帝說：
京城為萬方拱宸之區，體製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摻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關於英國人想“獲得”一個島，放置貨物，皇帝說：
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皆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製，此事尤不便準行。
至於讓生活在廣州的英國人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這個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樣斷然拒絕。英國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內，並且懇求說，他們在廣州期間，應該有騎馬、從事他們喜愛的體育運動和為健康而進行鍛煉的自由。英國人還保證說，他們將注意在得到準許後將不打擾中國人的生活。但皇帝認為，這個問題過去早有過定製，不容更改。他說：
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曆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眾，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查，若竟毫無限製，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核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為妥善。
關於改革廣州貿易體製並公開關稅，皇帝則說：
粵海關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曉諭。
總之，馬戛爾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結尾處，皇帝總結說：
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製，並非有意妄於。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體製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正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嘉倍於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製攸關，即為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製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凜遵毋忽。
乾隆的這道諭旨，向世界宣告了通過和平方式打開中國大門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錯過了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
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對外部世界一直是懷抱著相當興趣的。漢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險，與歐洲遙通聲息。唐代開始，中國對外貿易已經相當繁榮，“自伊吾以西，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員不絕”。各色人種的商人聚集長安，一直是大唐開放氣派的一個標誌性證明。兩宋海外貿易更為繁榮，數代皇帝對外貿都十分重視。北宋神宗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創法講求”，以“歲獲厚利”。南宋偏居東南一隅，對海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錯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南宋外貿收入在國家財政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大元王朝的開放直接導致了《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馬可·波羅記載當時刺桐港（泉州）繁榮的盛況：
船舶往來如織，裝載著各種商品……這裏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運往亞曆山大港以供應西方各地所需的數量卻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雖然貿易關稅和運費加在一起占到了貨物價值的一半以上，但剩餘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潤。
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使人類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從16世紀起，西方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跨越重重大洋終於來到神往已久的東方海麵。它們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東南海域的島嶼建立貿易據點，展開激烈的貿易霸權爭奪。全球化過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而恰恰從此時開始，中國開始轉向閉關鎖國。
當西方人出現在東方海麵之際，中國恰逢改朝換代。在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來，海外貿易除了進口些用不著的奢侈品，以及帶來危險的海外勢力外，不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所以他下詔厲行海禁，“片板不許下海”，不僅海外貿易，連近海內貿都在禁止之列。雖然明成祖時期鄭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僅僅是招徠朝貢國以及追蹤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後，這種賠本買賣很快停止了。雖然明朝中後期部分開放海禁，允許小規模海外貿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間，明世宗規定：“不許製造雙桅以上大船，並將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明初鄭和寶船有9桅之多，船的噸位也大至1500噸左右，而雙桅船的載重量則隻能在500石以下。這一禁令影響持續了300餘年，直到1820年，中國駛往東南亞的海船仍限製在兩桅。
清朝建立後，由於台灣鄭氏勢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複台灣，同年十月，開放海禁。這是中國趕上世界的最後一個機會。從內外條件來講，中國都處於有利地位。從內在條件看，康乾時代，中國的製造業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綢緞、生絲、瓷器、茶葉等獨步世界的商品不僅銷往南洋、日本、中亞等傳統國家地區，而且遠銷俄國和歐美。一直到乾隆辭世的1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量所占的份額仍超過整個歐洲5個百分點，大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占到將近1/3，比今天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還要高。貢德·弗蘭克說：“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係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白銀資本》）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無論對東洋還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17世紀後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權已經衰落，後起的荷蘭也進入衰落的過程中。英國還未走出革命後的內政困擾，其向東亞的大規模擴張是18世紀中期以後的事情。從17世紀後半期到18世紀前半期，可以說是東南亞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從馬戛爾尼使華到英國有能力直接攻擊中國，還有幾十年的時間。如果乾隆能通過馬戛爾尼訪華敏銳地感覺到迫在眉睫的威脅，並抓住這最後的時機積極經略海上，加強中外海上交流，並非沒有可能獲得大量最新西方軍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趕上世界水平。（《16世紀至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海外貿易政策述評》）
可惜，這僅僅是一個假設。中國文化並沒有提供這個可能。中國人從這次交往中所獲甚微。
在馬戛爾尼離開中國後，乾隆皇帝得出結論說：
該國夷人雖能諳悉海道，善於駕駛，然便於水而不便於陸，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進內洋也，果口岸防守嚴密，主客異勢，亦斷不能施其伎倆。
“便於水而不便於陸”，在後來的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官員得出的結論仍然與此毫無二致。
馬戛爾尼使團的到來對中國重大的後果隻不過是在天朝的朝貢國名單中多了一個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國。在嘉慶十六年（1811年）開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統誌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條。
雖然英國人拒絕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氣，但精明過人的皇帝仍然不願意放過利用這次英國人來訪標榜自己的統治的機會。英國人送來的大批衣料，被他賞給了大臣們，讓他們看看新鮮，並且特意說明這是英國人萬裏遠來進貢的東西，以使“內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不過，有一些大臣頭腦不夠靈光，收到賞賜後的謝恩折中未說明是收到了英國所進之物。皇帝對此深為不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說：“本年英吉利國遣使赴京，祝禧納贐。朕因係遠夷所進方物，特命分賞，俾內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督撫等接奉後，謝恩折內自應將所賞物件係英吉利國呈進之處敘明。昨朱圭奏到折內即將此意敘入，乃本日蔣兆奎謝恩之折，止稱奉到恩賞啤嘰褂料一件，而於英吉利國所進並未一字提及，竟係無故而特加賞齎。所奏殊不明晰。”雖然英國人的進貢過程鬧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費力地將此事歸納為聖朝光榮偉大的證明。長蘆鹽政徵瑞在奏折中就這樣寫道：“聖主至德如天，外夷聞風向化，吉祥好事甚多。”直隸總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說：“英吉利遣使入貢，實為聖朝吉祥盛事。”
那幾樣最大、最精美的禮品，比如那個“大表”，被皇帝當成了裝飾品，分別陳列在了圓明園及大內。至於小件禮品，大都隨意處置了。英國人禮品中有一批金屬工具，這些“鋼鐵製成品”，是“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國同樣物品做一比較”，目的是展示英國金屬加工工業的發展水平。斯當東樂觀地認為，“將來東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開到天津，英國伯明翰和設非爾德的貨品（五金器具）隻在北京一個地方就可以銷很多”。而皇帝是怎麼處理的呢？檔案記載，當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們當成“鐵家夥”賞給了造辦處的工匠們使用。“十月二十九日，庫掌舒興、催長恒善來說，太臨監鄂魯裏交西洋鐵家夥一件，英吉利國進，傳旨，著賞給造辦處匠役用。欽此。”
那些代表了當時最高水平的軍火還有那駕沒法被皇帝看見的馬車則被鎖進倉庫，再也沒有人關心過。1860年英國人搶劫圓明園時，又找到了60年前他們進貢來的東西。“在金庫旁邊，就有一座較大的庫房，裏麵放著馬車和大量的器物，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幾乎不是鍍金，就是鍍銀，非常精美。蒙托邦將軍一眼看出，這是一個車馬庫，存放的都是歐洲貨，有公元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代表英王喬治三世，敬送給83歲高齡的乾隆皇帝的豪華大馬車，還有公元1792年在英國伍爾維奇皇家軍事學院製造的殺傷力極高、製作精致的榴彈炮以及炮彈、炮架和牽引馬車等全套裝備，還有馬戛爾尼私人敬送的禮品。令眾人驚訝的是，這些進獻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動，絲毫沒有碰過的，上麵落滿了灰塵”。（《故宮國寶宮外流失秘笈》）
英國人很奇怪中國人為什麼放著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