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回那幼兒園去看過一回。果然，轉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裏桌椅齊備，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幾倍。房東劉奶奶家已經遷走。一個年輕女老師在北屋的廊下彈著風琴，孩子們在院子裏隨著琴聲排練節目。一間南屋改做廚房，孩子們可以在幼兒園用餐了。那個年輕女老師問我：“你找誰？”我說：“蘇老師和孫老師呢？”“她們呀？已經退休了。”我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說哪是什麼退休呀，是她們的出身和階級成分不適合教育工作。後來“文革”開始了，又聽說她們都被遣送回原籍。
“文革”進行到無可奈何之時，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見孫老師。她的頭發有些亂，直著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張。我叫了她一聲，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說出我的名字：“您不記得我了？”她臉上死了一樣，好半天，忽然活過來：“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給冤枉了呀。”我故作驚訝狀：“冤枉了？我？”其實我已經知道她指的是什麼。“可事後你就不來了。蘇老師跟我說，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傷重了吧？”
那是我臨上小學前不久的事。在東屋教室門前，一群孩子往裏衝，另一群孩子頂住門不讓進，並不為什麼，隻是一種遊戲。我在要衝進來的一群中，使勁推門，忽然門縫把我的手指夾住了，疼極之下我用力一腳把門踹開，不料把一個女孩兒撞得仰麵朝天。女孩兒鼻子流血，頭上起了個包，不停地哭。蘇老師過來哄她，同時罰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別的孩子們上課，心裏委屈，就用蠟筆在糊了白紙的窗欞上亂畫，畫一個老太太，在旁邊注明一個“蘇”字。待蘇老師發現時，雪白的窗欞已布滿一個個老太太和一個個“蘇”。蘇老師顫抖著嘴唇，隻說得出一句話：“那可是我和孫老師倆糊了好幾天的呀……”此後我就告別了幼兒園，理由是馬上就要上小學了，其實呢，我是不敢再見那窗欞。
孫老師並沒有太大變化，唯頭發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並入慌張。我問：“蘇老師呢，她好嗎？”孫老師抬眼看我的頭頂，揣測我的年齡，然後以對一個成年人的語氣輕聲對我說：“我們都結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為以我的年齡再問下去不合適，但從此心裏常想，那會是怎樣的男人和怎樣的家呢？譬如說，與她們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與那陽光似的琴聲能否和諧？
二姥姥
由於幼兒園裏的那兩個老太太，我總想起另一個女人。不不，她們之間從無來往，她與孫老師和蘇老師素不相識。但是在我的印象裏，她總是與她們一起出現，仿佛彼此的影子。
這女人，我管她叫“二姥姥”。不知怎麼，我一直想寫寫她。
可是，真要寫了，才發現，關於二姥姥我其實知道得很少。她不過在我的童年中一閃而過。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親在世時我應該問過，但早已忘記。母親去世後，那個名字就永遠地熄滅了；那個名字之下的曆史，那個名字之下的願望，都已消散得無影無蹤，如同從不存在。我問過父親：“我叫二姥姥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父親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總好像馬上就要找到了，但終於還是沒有。我又問舅舅，舅舅忘得同樣徹底，唯影影綽綽地聽人說過，她死於“文革”期間。舅舅驚訝地看著我：“你還能記得她？”
這確實有些奇怪。我與她見麵，總共也不會超過十次。我甚至記不得她跟我說過什麼，記不得她的聲音。她是無聲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從幽暗中走出來，邁過一道斜陽，走近我，然後摸摸我的頭，理一理我的頭發，纖細的手指在我的發間穿插，輕輕地顫抖。僅此而已，其餘都已經模糊。直到現在，直到我真要寫她了，其實我還不清楚為什麼要寫她，以及寫她的什麼。
她不會記得我。我是說，如果她還活著，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但她一定會記得我的母親。她還可能會記得，我的母親那時已經有了一個男孩。
母親帶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歲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為上幼兒園之後我就再沒見過她。她很漂亮嗎？算不上很，但還是漂亮，舉止嫻靜，從頭到腳一塵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兒我也記不得了，印象裏是個簡陋的小院，簡陋但是清靜，什麼地方有棵石榴樹，飄落著鮮紅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處的一間小屋裏。唯近傍晚，陽光才艱難地轉進那間小屋，投下一道淺淡的斜陽。她就從那斜陽後麵的幽暗中出來，迎著我們。母親於是說：“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她便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頭。我看不到她的臉，但我知道她臉上是微笑，微笑後麵是惶恐。那惶恐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到來，從她手上冰涼而沉緩的顫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為深隱的地方，或是由於更為悠遠的領域。那種顫抖，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唯憑孩子混沌的心可以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