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天那鈴聲忽然消失，搖鈴的老人也不見了，聽說是回他的農村老家去了。為什麼呢？據說是因為他仍在悄悄地燒香念佛，而一個嶄新的時代應該是無神論的時代。孩子們再走進校門時，看見那銅鈴還在窗前，但物是人非，傳達室裏端坐著一名嚴厲的老太太，老太太可不讓孩子們在她的辦公重地胡鬧。上課和下課，老太太隻在按鈕上輕輕一點，電鈴於是“哇——哇——”地叫，不分青紅皂白，把整個校園都嚇得要昏過去。在那近乎殘酷的聲音裏，孩子們懂得了懷念：以往的鈴聲，它到哪兒去了？唯有一點是確定的，它隨著記憶走進了未來。在它飄逝多年之後，在夢中，我常常又聽見它，聽見它的飄忽與悠揚，看見那搖鈴老人沉著的步伐，在他一無改變的麵容中驚醒。那鈴聲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來，早已知道了以後的事情呢？
多年以後，我二十一歲，插隊回來，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還是找不到，就進了一個街道生產組。我在另外的文章裏寫過，幾間老屋塵灰滿麵，我在那兒一幹七年，在仿古的家具上畫些花鳥魚蟲、山水人物，每月所得可以糊口。那生產組就在柏林寺的南牆外。其時，柏林寺已改做北京圖書館的一處書庫。我和幾個同是待業的小兄弟常常就在那麵紅牆下幹活兒。老屋裏昏暗而且無聊，我們就到外麵去，一邊幹活一邊觀望街景，看來來往往的各色人等，時間似乎就輕快了許多。早晨，上班去的人們騎著車，車後架上夾著飯盒，一路吹著口哨，按響車鈴，單那姿態就令人羨慕。上班的人流過後，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人向柏林寺的大門走來，多半提個皮包，進門時亮一亮證件，也不管守門人看不看得清楚便大步朝裏麵去，那氣派更是讓人不由得仰望了。並非什麼人都可以到那兒去借書和查閱資料的，小D說得是教授或者局級才行。“你知道？”“廢話！”小D重感覺不重證據。小D比我小幾歲，因為小兒麻痹症一條腿比另一條腿短了三公分，中學一畢業就到了這個生產組；很多招工單位也是重感覺不重證據，小D其實什麼都能幹。我們從早到晚坐在那麵廟牆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陽便知此刻何時。一輛串街的雜貨車，“油鹽醬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過來，是上午九點。收買廢品的三輪車來時，大約十點。磨剪子磨刀的老頭總是星期三到，瞄準生產組旁邊的一家小飯館，“磨剪子來嘿——搶菜刀——”聲音十分洪亮；大家都說他真是糟蹋了，幹嗎不去唱戲？下午三點，必有一群幼兒園的孩子出現，一個牽定一個的衣襟，咿咿呀呀地唱著，以為不經意走進的這個人間將會多麼美好，鮮豔的衣裳彩虹一樣地閃爍，再彩虹一樣地消失。四五點鍾，常有一輛囚車從我們麵前開過，離柏林寺不遠有一座著名的監獄，據說專門收容小偷。有個叫小德子的，十七八歲沒爹沒媽，跟我們一起在生產組幹過。這小子能吃，有一回生產組不知惹了什麼麻煩要請人吃飯，吃客們走後，折籮足足一臉盆，小德子買了一瓶啤酒，坐在火爐前稀裏呼嚕隻用了半小時臉盆就見了底。但是有一天小德子忽然失蹤，生產組的大媽大嬸們四處打聽，才知那小子在外麵行竊被逮住了。以後的很多天，我們加倍地注意天黑前那輛囚車，看看裏麵有沒有他；囚車呼嘯而過，大家一齊喊“小德子！小德子！”小德子還有一個月工資未及領取。
那時，我仍然沒頭沒腦地相信，最好還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進一家全民所有製單位，一生便有了倚靠。母親陪我一起去勞動局申請。我記得那地方廊回路轉的，庭院深深，大約曾經也是一座廟。什麼申請呀簡直就像去賠禮道歉，一進門母親先就滿臉堆笑，戰戰兢兢，然後不管抓住一個什麼人，就把她的兒子介紹一遍，保證說這一個坐在輪椅上的孩子其實仍可勝任很多種工作。那些人自然是滿口官腔，母親跑了前院跑後院，從這屋被支使到那屋。我那時年輕氣盛，沒那麼多好聽的話獻給他們。最後出來一位負責同誌，有理有據地給了我們回答：“慢慢再等一等吧，全須兒全尾兒的我們這還分配不過來呢！”此後我不再去找他們了。再也不去。但是母親，直到她去世前還在一趟一趟地往那兒跑，去之前什麼都不說，疲憊地回來時再向她憤怒的兒子賠不是。我便也不再說什麼，但我知道她還會去的，她會在兩個星期內重新積累起足夠的希望。
我在一篇名為《合歡樹》的散文中寫過，母親就是在去為我找工作的路上，在一棵大樹下，挖回了一棵含羞草；以為是含羞草，越長越大，其實是一棵合歡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