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恒長得白白淨淨，秀氣得像個女孩。小恒媽卻醜，臉又黑。鄰居們猜小恒一定是像父親，但誰也沒見過他父親。鄰居中曾有人問過：“小恒爸在哪兒工作？”小恒媽囉裏囉唆，顧左右而言他。這事促成鄰居們長久的懷疑和想象。
小恒媽不識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張彙票按時寄到，她所以認得自己的姓名；認得，但不會寫，看樣子也沒打算會寫，凡需簽名時她一律用圖章。那圖章受到鄰居們普遍的好評——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鑲嵌。有回碰巧讓個退休的珠寶商看見，老先生舉著放大鏡瞅半天，神情漸漸肅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圖章的主人，肅然間又浮出幾分詫異，然後恭恭敬敬把圖章交還小恒媽，說：“您可千萬收好了。”
小恒媽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掃盲課，老師問：“鋤禾日當午，下一句什麼？”小恒媽搶著說：“什麼什麼什麼土。”“誰知盤中餐？”“什麼什麼什麼苦。”又一回街道開會，主任問她：“‘三要四不要’（一個衛生方麵的口號）都是什麼？”小恒媽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說：“一條就行。”小恒媽道：“晚上要早睡覺。”主任忍住笑再問：“那，不要什麼呢？”“不要加塞兒，要排隊。”
一九六六年春，大約就在小恒媽規規矩矩排隊購物之時，“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們學校最先鬧起來，在教室裏辯論，在食堂裏辯論，在操場上辯論——清華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義？我覺得這真是無稽之談，清華附中從來就沒走錯過半步社會主義。辯論未果，六月，正要期末考試，北大出事了，北大確鑿是出了修正主義。於是停課，同學們都去北大看大字報；一路興高采烈——既不用考試了，又將迎來暴風雨的考驗！未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裏漸漸地鬱悶——看來我是修正主義“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也似無可非議。唉唉！暴風雨呀暴風雨，從小就盼你，怎麼你來了我卻弄成這樣？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著發呆，既為自己的立場懊惱，又為自己的出身擔憂。這時小恒來了。幾個星期不見，他的彙報已經“以階級鬥爭為綱”了。
“嘿，知道嗎？珊珊他爸有問題！”
“誰說？”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這新鮮嗎？”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沒回家了。”
“又吵架了唄。”
“才不是哪，人家說他是修正主義分子。”
“怎麼說？”
“說他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誰是？”
“街東頭的輝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灣！”
“你怎麼知道的？”
“還有北屋老頭，幾根頭發還總抹油，抽的煙特高級，每根都包著玻璃紙！”
“雪茄都那樣，你懂個屁！”
“9號的小文，她爸是地主。她爸叫什麼你猜？徐有財。反動不反動？”
我不想聽了。“小恒，你快成‘包打聽’了。”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該怎麼算？那天我沒在家多待，早早地回了學校。
學校裏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國都出了修正主義！初時，階級營壘尚不分明，我戰戰兢兢地混進革命隊伍也曾去清華園裏造過一次反，到一個“反動學術權威”家裏砸了幾件擺設，毀了幾雙資產階級色彩相當濃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紅五類”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幾個不紅不黑的同學便早早地做了逍遙派。隨後，班裏又有人被揭露出隱瞞了罪惡出身，我臉上竭力表現著憤怒，心裏卻暗暗地發抖。可什麼人才會暗暗地發抖呢？耳邊便響起一句話現成的解釋：“讓階級敵人躲在陰暗的角落裏去發抖吧！”
再見小恒時，他已是一身的“民辦綠”（自製軍裝，唯顏色露出馬腳，就好比當今的假冒名牌，或當初的阿Q，自以為已是革命黨）。我把他從頭到腳看一遍，不便說什麼，唯低頭聽他彙報。
“嘿不騙你，後院小紅家偷偷燒了幾張畫，有一張上居然印著青天白日旗！”
“真的？”
“當然。也不知讓誰看見給報告了，小紅她舅姥爺這幾天正掃大街哪。”
“是嗎？”
“西屋一見，嚇得把沙發也拆了。沙發裏你猜是什麼？全是爛麻袋片！”
四周比較安靜。小恒很是興奮。
“聽說後街有一家，紅衛兵也不知怎麼知道的，從他們家的箱子裏翻出一堆沒開封的瑞士表，又從裝鹽的壇子裏找出好些金條！”
“誰說的？”
“還用誰說？東西都給抄走了，連那家的大人也給帶走了。”
“真的？”
“騙你是孫子。還從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頭老太太跪在院子裏讓紅衛兵抽了一頓皮帶，還說要送他們回原籍勞改去呢。”
小恒的彙報轟轟烈烈，我聽得膽戰心驚。
那天晚上，母親跟奶奶商量，讓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淚。母親說：“先躲過這陣子再說，等沒事了就接您回來。”我真正是躲在角落裏發抖了，不敢再聽，溜出家門，心裏亂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學校。
幾天後奶奶走了。母親來學校告訴我：奶奶沒受什麼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鬆了一口氣。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這一口氣是為什麼鬆的。良心，其實什麼都明白。不過，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惡。多年來，我一直躲避著那罪惡的一刻。但其實，那是永遠都躲避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