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跟我們說笑了一會兒，拍拍我的肩說“下午還有事，我得做飯去了”，說罷幾步跳上台階走進院中。瑞虎說，她剛在街道上幹完活兒回來，下午還得去一戶人家幫忙呢。“幫什麼忙？”“其實就是當保姆。”“當保姆？孫姨？”瑞虎說就這還得瞞著呢，所以她就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當保姆，越遠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曆史，誰還敢雇她？
她的什麼曆史？瑞虎沒說，我也不問。那個年代的人都懂得，話說到這兒最好止步；曆史，這兩個字，可能包含著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險，可能給你帶來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災難。一說起那個時代，就連“曆史”這兩個字的讀音都會變得陰沉、壓抑。以至於我寫到這兒，再從記憶中去看那條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陽光暗淡下去，鴿子瑟縮地蹲在灰暗的屋簷上，春天的風卷起塵土，卷起紙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賣聲在小巷裏流竄；倘這時有一兩個傴背弓腰的老人在奮力地打掃街道，不用問，那必是“黑五類”，比如右派，比如孫姨。
其實孫姨與瑞虎家並不是親戚，孫姨和瑞虎的母親是自幼的好友。孫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幾十年中兩家人過得就像一家。曾經瑞虎家生活困難，孫姨經常給他們援助，後來孫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顧著孫姨的孩子。這兩家人的情誼遠勝過親戚。
我見到孫姨的時候她的兒子剛剛去世。孫姨有三個孩子，一兒兩女。小女兒早在她勞改期間就已去世。兒子和小女兒得的是一樣的病，病的名稱我曾經知道，現在忘了，總之在當時是一種不治之症。殘酷的是，這種病總是在人二十歲上下發作。她的一兒一女都是活蹦亂跳地長到二十歲左右，忽然病倒，雖四處尋醫問藥，但終告不治。這樣的母親可怎麼當啊！這樣孤單的母親可是怎麼熬過來的呀！這樣的在外麵受著歧視、回到家裏又眼睜睜地看著一對兒女先後離去的母親，她是靠著什麼活下來的呢？靠她獨自的歌聲？靠那獨自的歌聲中怎樣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現在也不敢問。要知道，那時候，沒有誰能預見到“右派”終有一天能平反啊。
如今，我經常在想起我的母親的時候想起孫姨。我想起我的母親在地壇裏尋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孫姨，那時她在哪兒並且尋找著什麼呢？我現在也已年過半百，才知道，這個年紀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於是我越來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親當年的苦難，從而越來越多地想到孫姨的當年，她的苦難唯加倍的深重。
我想，無論她是怎樣一個堅強而具傳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兒一定是她決心活下去並且獨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兒叫柳青。毫不誇張地說，她是我寫作的領路人。並不是說我的寫作已經多麼好，或者已經能夠讓她滿意，而是說，她把我領上了這條路，經由這條路，我的生命才在險些枯萎之際豁然地有了一個方向。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出了醫院，坐進了終身製的輪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隻是這終身製終於會怎樣結束。這時候柳青來了。她跟我聊了一會兒，然後問我：“你為什麼不寫點兒什麼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寫點兒什麼的。”那時她在長影當導演，於是我就迷上了電影，開始寫電影劇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我寫了自以為可以拍攝的三萬字，柳青看了說不行，說這離能夠拍攝還差得遠。但她又說：“不過我看你行，依我的經驗看你肯定可以幹寫作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繼續寫，目標隻有一個——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夠出現在銀幕上。我差不多是寫一遍寄給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訴我：“這一稿真的不錯，我給葉楠看了他也說還不錯。”我記得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並且從那時起，彩蛋也不畫了，外語也不學了，一心一意地隻想寫作了。
大約就是這時，我知道了孫姨是誰，梅娘是誰；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並且同時就是那個給人當保姆的孫姨。
又過了幾年，梅娘的書重新出版了，她送給我一本，並且說“現在可是得讓你給我指點指點了”，說得我心驚膽戰。不過她是誠心誠意這樣說的。她這樣說時，我第一次聽見她歎氣，歎氣之後是短暫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著梅娘幾十年的坎坷與苦難，必上演著中國幾十年的坎坷與苦難。往事如煙，年輕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這中間，她本來可以有多少作品問世呀。
現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兒給孫姨預備好了房子，預備好了一切，孫姨去過幾次，但還是回來。那兒青天碧水，那兒綠草如茵，那兒的房子寬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園，空氣幹淨得讓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孫姨說那兒真是不錯，但她還是回來。
她現在一個人住在北京。我離她遠，又行動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麼。有兩回，她打電話給我，說見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評論我的小說的文章，“要不要我給你翻譯出來？”再過幾天，她就寄來了譯文，手寫的，一筆一畫，字體工整，文筆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