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間操，媽媽回來了，她讓孩子們躲在床下。媽媽走了，她把孩子們放出來。她怕孩子們離開，再給每人發一塊，她怕孩子們一離開就會又想起“反動”。
孩子們很快就摸出了一個訣竅——以“離開”相威脅，或以“再來”相引誘，就能夠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們要回家了，走到門口又站住。
“再吃最後一塊吧？”
“行，那你們明天還來嗎？”
“要不兩塊吧，最後的。”
“明天你們還來，行嗎？”
多年以後，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寫的這個故事給她看。看罷，她沉吟許久，竟出人意料地說：好像不是這樣——
“好像不這麼簡單。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大對。”
“哪兒？”我問，“什麼地方不對？”
她說是結尾。“我給他們糖，不是想讓他們不走，不是想讓他們再來，而是想讓他們快走吧。最後再給你們每人兩塊，我是想讓他們別再來了。”
“為什麼？你不是害怕沒人跟你玩嗎？”
“噢，是呀……”
“那，為什麼又不想讓他們再來？”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點兒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憶：“因為，他們不走，他們就還會要。他們要是再來，我想他們一定還會要。可罐子裏的糖，已經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媽媽發現？”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發現。她沒發現，我心裏反而難過。”
“最後呢，她發現了嗎？”
“沒有，她一直都沒發現。”
“照理說她應該不難發現啊？”
“是呀。不過也許，她早就發現了。也許她是故意不發現的。”
B老師
B老師應該有六十歲了。他高中畢業來到我們小學時，我正上二年級。小學，都是女老師多，來了個男老師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還因為他總穿一身退了色的軍裝；我們還當他是轉業軍人，其實不是，那軍裝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處理物資。
因為那身軍裝，還因為他微微地有些駝背，很少有人能猜準B老師的年齡。“您今年三十幾？”或者：“有四十嗎，您？”甚至：“您麵老，其實您超不過五十歲。”對此B老師一概以微笑作答，不予糾正。
他教我們美術、書法，後來又教曆史。大概是因為年輕，且多才多藝，他又做了我們的大隊總輔導員。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我記得，大隊日開始過得正規；出旗，奏樂，隊旗繞場一周，然後各中隊報告人數，唱隊歌，宣誓，各項儀式一絲不苟。隊旗飄飄，隊鼓咚咚，我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莊嚴。B老師再舉起拳頭，語氣昂揚：“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孩子們齊聲應道：“時刻準備著！”那一刻藍天白雲，大夥兒更是體會了神聖與驕傲。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大隊室也變得整潔、肅穆。“星星火炬”掛在主席像的迎麵。隊旗、隊鼓陳列一旁。四周的牆上是五顏六色的美術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一類。我們幾個大隊委定期在那兒開會，既知重任在肩，卻又無所作為。
B老師要求我們“深入基層”，去各中隊聽取群眾意見。於是乎，學習委員、勞動委員、文體委員、衛生委員，以及我這個宣傳委員，一幹人馬分頭行動。但群眾的意見通常一致：沒什麼意見。
宣傳委員負責黑板報。我先在版頭寫下三個美術字：黑板報（真是廢話）。再在周圍畫上花邊。內容呢，無非是“好人好事”“表揚與批評”，以及從書上摘來的“雷鋒日記”，或從晚報上抄錄的謎語。兩塊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禮拜日休息時寫滿。
春天，我們在校園裏種花。同學們從家裏帶來種子，撒在樓前樓後的空地上。B老師釘幾塊木牌，寫上字，插在鬆軟的土地上：讓祖國變成美麗的大花園。
秋天我們收獲向日葵和蓖麻。雖然葵花瘦小，蓖麻子也隻一竹簍，但儀式依然莊重。這回加了一項內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隊委念一篇獻詞。然後推選出幾個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簍，隊旗引路，去獻給祖國。祖國在哪兒？曾是我很久的疑問。
那時的日子好像過得特別飽滿、色彩斑斕，仿佛一條充盈的溪水，顧自歡欣地流淌，絕不以為夢想與實際會有什麼區別。
B老師也這樣，算來那時他也隻有二十一二歲，單薄的身體裏仿佛有著發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節演節目，他扮成一棵大樹，我們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們中間，貼一身綠紙，兩臂搖呀搖呀似春風吹拂，於是我們紛紛開放。他的嗓音圓潤、高亢：“啊，春天來了，山也綠了，水也藍了。看呀孩子們，遠處的濃煙那是什麼？”花朵們回答：“是工廠裏爐火熊熊！是田野上燒荒播種！是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們要為這偉大的時代做些什麼？”“努力學習，健康成長，為人類貢獻甘甜的果實！”
新年又演節目，這回他扮成聖誕老人——不知從哪兒借來一件老皮襖，再用棉花貼成胡子，腳下是一雙紅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燈光忽然熄滅，再亮時聖誕老人從天而降。孩子們擁上前去。聖誕老人說：“猜猜孩子們，我給你們帶來了什麼禮物？”有猜東的，有猜西的，聖誕老人說：“不對都不對，我給你們送來了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台詞應該說設計不俗，可是壞了，共產主義藍圖怎麼是聖誕老人送來的呢？又豈可從天而降？在當時，大約學校裏批評一下也就作罷，可據說後來，“文革”中，這台詞與B老師的出身一聯係，便成了他的一條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