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老師的相貌，怎麼說呢？在我的印象裏有些混亂。倒不是說他長得不夠有特點，而是因為眾人多以為他醜——脖子過於細長，喉結又太突出；可我無論如何不能苟同。當然我也不能不顧事實一定說他漂亮，故在此問題上我態度曖昧。比如“白雞脖”這外號在同學中早有流傳，但我自覺自願地不聽，不說，不笑。
實在有人向我問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說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來，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軍裝，使他顯得尤其樸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嚴肅，使他顯得格外幹練；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讓他看起來特別厚道、謙和。
是的，B老師沒有缺點——這世界上曾有一個少年就這麼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學校裏最漂亮的那個女老師能嫁給他。姑且叫她G吧。G老師教音樂，跟B老師年紀相仿，而且也是剛從高中畢業。這不是很好嗎？G老師的琴彈得好，B老師的字寫得好，G老師會唱歌，B老師會畫畫，這還有什麼可說？何況G老師和B老師都是單身，都在北京沒有家，都住在學校。至於相貌嘛，當然應該擔心的還是B老師。
可是相貌有什麼關係？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師的畫真是畫得好，在當年的那個少年看來，他根本就是畫家。他畫雷鋒畫得特別像。他先畫了一幅木刻風格的，這容易，我也畫過。他又畫了一幅鉛筆素描的，這就難些，我畫了幾次都不成。他又畫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這有多難，一筆不對就全完，可是他畫得無可挑剔。
他的宿舍裏，一床、一桌、一個臉盆，此外就隻有幾管毛筆、一盒顏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畫雷鋒，他好像不大畫別的；寫字也是寫雷鋒語錄，行楷篆隸，寫了貼在宿舍的牆上。同學中也有幾個愛書法的，寫了給他看。B老師未觀其字先慕其紙：“嗬，生宣！這麼貴的紙我總共才買過兩張。”
當年的那個少年一直想不通，才華出眾如B老師者，何以沒上大學？我問他，他打官腔：“雷鋒也沒上過大學呀，幹什麼不是革命工作？”我換個方式問：“您本來是想學美術的吧？”他苦笑著搖頭，終於說漏了：“不，學建築。”我曾以為是他家境貧困，很久以後才知道，是因為出身，他的出身壞得不是一點兒半點兒。
禮拜日我在學校寫板報，常見他和G老師一起在盥洗室裏洗衣服，一起在辦公室裏啃燒餅。可是有一天，我看見隻剩了B老師一人，他坐在辦公桌前看書，認真地為自己改善著夥食——兩個燒餅換成了一包點心。
“G老師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塊碎落的點心渣，故這“欸”字拐了一個彎。點心渣到底是沒接住，他這才顧上補足後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來了？”
B老師笑了，抬眼看我：“她結婚了。”
G老師結婚了？跟誰？我自知這不是我應該問的。
B老師繼續低頭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這就完了？就這麼簡單？那，B老師呢？我愣愣地站著。
B老師說：“板報寫完了？”
“寫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後，我搖了輪椅去看B老師，聽別的老師說起他的婚姻，說他三十幾歲才結婚，娶了個農村婦女。
“生活嘛，當然是不富裕，倆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點兒工資。”
“不過呢，還過得去。”
“其實呀，曾經有個挺好的姑娘喜歡他，談了好幾年，後來散了。”
“為什麼？咳，還說呢！人家沒嫌棄他，他倒嫌棄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說咱倆出身都不好將來可怎麼辦？他是指孩子，怕將來影響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長得也好，大學畢業。人家瞧上了你，你倒還有條件了！”
“那姑娘還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時哭得呀……”
“我們所有的老師都勸他，說出身有什麼關係？你出身好？”
“你猜他說什麼？他說，我要是出身好我幹嗎不娶她？”
“B老師呀，可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要我說呀，他是聰明了一時，糊塗了一世！”
“也不知是賭氣還是怎的，他就在農村找了一個。這個出身可真是好極了，幾輩子的貧農，可是沒文化，你說他們倆坐在一塊兒能有多少話說？”
“他肯定還是忘不了先前那個姑娘。大夥兒有時候說起那姑娘，他就躲開。”
“不過現在他也算過得不錯，老婆對他挺好，一兒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師現在年年都是模範教師，區裏的，市裏的。”
七幾年我見過他一回，那身軍裝已經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確良”，赤腳穿一雙塑料涼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的年代。他站在樓前的花壇邊跟我說話，一群在校的學生從旁走過，衝他喊：“白雞脖，上課啦！”他和顏悅色地說：“上課了還不趕緊回教室？”我很想教訓教訓那幫孩子，B老師勸住我：“咳沒事，這算什麼？”
八幾年夏天我又見過他一回，“的確良”換成一件T恤衫，但還是赤腳穿一雙塑料涼鞋。這一回，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長了。
“B校長，該走了！”有人催他。
“有個會，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車，匆匆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