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才市場競爭和人才市場利益相關者。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是稀缺而有價值的資源。企業在人才市場上競爭兩類人才資源：管理者和員工。
對管理者和員工參與治理有以下解釋：
第一，人才資源對企業價值創造有決定性影響。即使在股東中心或股東優先的時代，也不會有企業忽略人才的重要性，但那時人才對企業價值創造還不具有決定性影響，還沒有分享企業所有權的合理性。但在進入知識經濟的今天，人才資源是企業價值創造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沒有人力資本所有者簽約……物質資本所有者將隻有原來的物質資本，其他什麼也得不到。”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有者、管理者和員工共同享有企業所有權的分享製度已在西方國家興起並得到了快速發展，其主要形式有高管人員股權激勵、員工持股計劃（ESOP）等。
第二，人力資本具有一定的專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定義，資本專用性是指一項耐久性投資被用於支持某些特定的交易時，資本將完全或部分地無法改作他用。而當管理者和員工進入企業，便以其知識、經驗和技能長期地為企業工作，他們在企業內部的協作、學習、默契和團隊精神等更加深了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如果脫離特定的企業環境，人力資本往往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甚至完全失去價值。“這種企業特有的人力資本在企業外部或其他企業將無法得到充分評價，價值可能會降低，甚至難以進入市場。”第三，管理者和員工分擔了企業生產經營的風險。所有權高度分散化以後，所有者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可能並不大，他們隨時準備在資本市場上“用腳投票”。而管理者和員工卻麵臨著人才市場上無情的競爭，退出企業的代價如此巨大，還有很多企業將裁員作為擺脫困境的主要方法，管理者和員工在企業中積累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在一夜之間就付諸東流了。“股東與企業間的關係不再休戚相關，而是隔岸觀火，這個岸就是證券交易所”，“人力資本所有者才是企業風險的真正承擔者。”
（4）政府。在眾多利益相關者之中，政府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它實際上和企業有三種不同性質的關係：
一是作為所有者的政府，如對國有企業而言，政府往往代表國家進行投資和監管。郭複初教授認為，國家的雙重身份分開，生產資料所有者身份由國有資產專職部門擔任，政治權力所有者身份由政府社會行政管理部門擔任，但國有資產專職部門作為生產資料終極所有者，不能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必須與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法人所有者相分離。這個國有資產專職部門即本書所稱作為所有者的政府。
二是作為征稅者的政府，政府向企業提供公共品並取得稅費收入。這和所有者向企業投資並獲得紅利或股息、債權人向企業借貸並收回本金和利息，以及供應商向企業供貨並取得貨款、管理者和員工為企業工作並得到工資等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隻是“供求”的具體內容不同而已。但政府有義務向社會提供公共品，如法律框架、司法保護、通信、市政和行政服務等，卻沒有義務向特定企業分配資源。
三是作為監管者的政府，政府出現在所有市場上，憑借強大的政治權力要求企業履行責任，從最基本的遵循市場規則的責任，到廣泛的社會責任，如就業、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等等。但由此將社會公眾也列為利益相關者，則似乎並不妥當，因為社會公眾一旦作為一個整體，實際上就沒有了行為能力，如果他們要施加影響，必然是通過那些有足夠權力和能力的組織或個人。在這個意義上，把輿論影響者列為利益相關者要更有道理，但也沒有到能夠參與治理的地步。
綜上所述，正是在資本市場、產品市場、人才市場和公共品市場上的競爭空前激烈，企業不得不履行對不同市場上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不同利益相關者和企業的關係。
4.1.1.2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及其滿足方式
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財務治理的方式決定著他們的信息需求，在可能的情況下，企業都應予以滿足。換句話說，我們清楚地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主要障礙則在於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函數不一致和信息不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