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我國上市公司都聘請有注冊會計師對其財務報告進行審計，關聯交易、資產重組等重大事項也都聘請了獨立財務顧問出具報告，但這更多是出於強製性要求，而並沒有意識到這樣做的必要性。當然，也有一些企業主動采取行動，積極向市場傳遞信號，比如民生銀行就聘請了國際上權威的普華永道作為其注冊會計師，並主動按照更加穩健的國際會計準則（與我國會計準則相比）計提不良貸款壞賬準備；又如金蝶軟件選擇到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其董事長徐少春就宣稱是為了尋求更加嚴格、成熟的監管，以幫助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等等。
5.2.4.4作為監管者的政府的應有努力
政府在對企業財務信息披露的優化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其作用主要是：
（1）完善信息披露製度。這包括為資本市場和企業的有效運轉提供法律基礎，如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等；為企業財務信息生成和呈報提供規則，包括會計準則和信息披露的操作性規範，如我國證監會製定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範問答》等；以及為注冊會計師提供審計準則，等等。
（2）適當放寬限製條件。研究表明，某些披露管理策略的應用在我國受到製度限製：比如我國上市公司年度報告必須在中國證監會指定的媒體上披露，企業對披露媒介的選擇權就非常有限；又如我國上市公司年度報告要先報送證監會和滬深證券交易所，然後由它們安排披露順序，企業也很難完全自主地選擇披露時機。但過嚴、過細的製度，也是有負麵影響的，吳水澎等就認為，企業管理層常常需要利用政策彈性打“擦邊球”甚至越界違規，進行赤裸裸的造假，從而嚴重損害了財務信息的質量。如果能夠通過其他方式管理財務披露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企業管理層可能會避免直接操縱盈餘數字。也就是說，允許企業財務信息披露管理的多維化，可以減少直接操縱或管理報告盈餘的行為，這對於優化企業財務信息披露管理、減少企業財務信息失真大有裨益。
（3）強化社會監督。充分發揮社會公眾的作用，尤其是輿論影響者的力量。事實證明，加強社會監督能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如銀廣夏事件正是由新聞媒體首先曝光的。為此可設立獎勵和保護機製，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對企業財務信息披露管理的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