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reference_book_ids\":[7314185456948628542,7293395600677014578]}]},\"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蕭向榮 (1910~1976)，廣東省梅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共青團梅縣地委秘書，中共東江特委秘書長，中央閩粵贛省委秘書長，永定縣委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幹事、秘書長兼軍委直屬隊總支書記，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統戰部部長、宣傳部部長，軍委總政治部統戰部部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15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兼《八路軍軍政雜誌》主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第十五兵團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五兵團政治部主任兼廣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兵團政治委員，華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南軍區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國防部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國防科委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蕭向榮原名蕭木元，1910年9月16日生於廣東省梅縣石扇鄉新田村的一個貧農家庭。父親蕭兆鬆是一個勤勞儉樸的農民，租種地主三籮穀的田，一年到頭辛勤勞動全家人卻不得溫飽。蕭向榮五歲的時候，就跟著父母下田上山了。他看到別的小孩背著書包去上學，也產生了要讀書的強烈願望。他苦苦地哀求媽媽：“我要讀書，我要讀書!”媽媽答應等他長到七歲時就送他去上學。蕭向榮七歲那年，媽媽為了實現自己的諾言，挑著石灰、木炭和鹽“跑江西”掙下點錢，把他送進本村的新田小學讀書。蕭向榮10歲時初小畢業，由於家境貧寒難以維持生計，失學給伯父家放牛糊口。第二年，父親隨“水客”漂洋過海到印度尼西亞去做工，每年僅能給家中少許接濟。媽媽靠艱苦勞動攢了幾個錢，讓蕭向榮考進高級小學讀書。高小畢業後，在同族伯叔資助下，加上媽媽肩挑賣力和自己省吃儉用，他考進梅縣東山中學繼續求學。
蕭向榮進東山中學，時值1925年，中國的大革命日趨高漲。1925年2月，黃埔軍校的學生軍和歸廣東革命政府指揮的粵軍，舉行了討伐陳炯明叛軍的第一次東征，部隊進駐梅縣，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人周恩來親自到東山中學，發表了對青年充滿希望的講演，使學校裏的政治氣氛煥然一新。蕭向榮受到革命思潮的影響，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成為學生中的左派。同年10月，國民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再次進駐梅縣，蕭向榮受到鼓舞，革命意誌更加堅定。當國民革命軍在梅縣城北殲滅陳炯明叛軍時，蕭向榮在師生麵前提筆賦詩：“一枝梅蕊未曾開，兩次東征帶雨來。此日朝陽春信好，嶺南花放滿瑤台。”表達了他對國民革命軍東征勝利的喜悅和對未來的向往。這之後，蕭向榮如饑似渴地閱讀《向導》、《中國青年》、《少年先鋒》等刊物，革命思想進一步得到提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學生社”成立後，蕭向榮立即加入了這個黨的外圍組織，積極參加“新學生社”領導的學生運動，並到農村進行調查、宣傳，幫助組織農民協會。寒假時，蕭向榮回到家鄉辦起了夜校，給農民上課、演講，教唱革命歌曲，宣傳革命思想。
1926年6月，同學陳啟昌、蕭壁如找蕭向榮談話，說：“你思想進步，要求革命，但要參加一個革命組織，在這個組織的領導下工作，這個組織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你敢不敢參加?”蕭向榮堅定地表示：“我敢參加。”經陳啟昌、蕭壁如介紹，蕭向榮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學校放暑假期間，蕭向榮參加了中共梅縣地委舉辦的訓練班。學習結束後，團組織派他到梅縣總工會負責編報工作。1927年1月，蕭向榮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調中共梅縣地委擔任巡視員，到各縣巡視指導黨、團工作。從此，蕭向榮走上了漫長的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1927年4月初，中共梅縣地委派蕭向榮到興寧縣擔任團的特別支部書記。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作為大革命根據地的廣東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蕭向榮隨著編入工農革命軍興寧農軍，轉到農村鬥爭。10月，他受命組建團的縣委，被派回興寧縣城。蕭向榮不畏蔣介石的屠殺政策，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一定能勝利，以小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奔波在敵人的哨卡之間，聯絡同誌，發展革命力量，堅持秘密的地下鬥爭。
1929年1月，蕭向榮任共青團東江特委秘書長。一個月後又改任中共東江特委秘書長。東江特委機關同特委直接指揮的紅12軍，在豐順、五華、梅縣山區茂密的叢林中進行遊擊戰爭，和敵人周旋。這期間，蕭向榮認識了曾到東江巡視工作的聶榮臻。
1930年11月，東江特委和閩西特委合並，成立中共閩粵贛蘇區省委，蕭向榮任省委秘書長。他除擔負省委的日常工作外，並負責轉送由上海黨中央派到蘇區的幹部，傳遞由中央蘇區上送給上海黨中央的文件。在省委工作的九個多月，經他接送到中央蘇區的幹部有100多人，其中有葉劍英、王稼祥、蕭勁光、伍修權等領導同誌。1931年10月，中共閩粵贛省委為了開辟從蘇區到上海黨中央的交通線，調蕭向榮任中共永定縣委書記兼縣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
1931年11月，蘇區中央局為了鞏固經永定到上海的交通線，命令紅一方麵軍的一個團到永定，並要求中共永定縣委給部隊補充兵員。在蕭向榮的主持下，將永定縣的一個赤衛排補入部隊。十多天後，蕭向榮卻聽到了這個赤衛排的戰士都被打成了“AB團”的消息。閩西將近一年的肅反，從未發現過“AB團”。他懷疑對赤衛排的處理有問題。經團領導同意，他親自到部隊去了解情況。他看到赤衛排的戰士們都被關在一間房屋裏，背上被打得流血。戰士們都說根本不知道什麼叫“AB團”，全是屈打成招的。蕭向榮把這個情況報告了中共閩粵贛省委。後來，省委轉來了紅12軍黨委的文件，對赤衛排的錯誤處理進行了糾正。
1932年4月，蕭向榮被調往閩西蘇區政府文化部工作，在由永定到長汀的途中，遇見正在指揮漳州戰役的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5月，蘇區中央局遷到長汀後，周恩來找蕭向榮談話說：“根據聶榮臻同誌的提議，蘇區中央局決定調你到紅軍第一軍團工作。”蕭向榮到紅一軍團後，被分配到羅榮桓任主任的軍團政治部的宣傳部，擔任《戰士報》的編輯。他在工作中，感到部隊裏有些人輕視宣傳工作，部分做宣傳工作的同誌也不安心，而他卻萌發了做好軍隊宣傳工作的強烈願望，決心要為軍隊宣傳和文藝工作總結出一些經驗。
漳州戰役後，一批青年學生參加了紅軍。他們中有人認為：“三民主義還是好的。”蕭向榮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戰士報》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評。可是，有人卻批判這篇文章是“替三民主義作宣傳”。與此同時，10師政治部反映部隊中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說平分一切土地是不對的?”蕭向榮也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戰士報》上，說明“平分一切土地，侵犯了中農的利益，不利於團結中農”。這篇文章又被批判為反對列寧主義。因為這兩篇文章，他被撤銷了《戰士報》編輯的職務。羅榮桓主任對他的這兩篇文章作了正確的評價，同時指出他寫得不夠全麵，保護了蕭向榮。隨後蕭向榮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任宣傳幹事，一個月後改任秘書長。1935年7月，蕭向榮又被調到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長征將到陝北時，他又調任紅3軍團政治部(稱3梯隊政治部)秘書長。到陝北後，紅1、3軍團合並，他任紅1軍團政治部秘書長。
中央紅軍在陝北保安縣吳旗鎮同陝北紅軍會合後，蕭向榮寫了《紅軍遠征曲》一歌的歌詞：“中央紅軍勝利反攻，出發自江西，十二月長征，曆盡險山惡水，戰勝白軍與團匪，衝破重圍，踏遍了十一個省；行程二萬五千裏，大小五百餘仗，都打垮敵人；計算起來，潰敵四百一十二個團，英勇的紅色英雄，無堅不摧，終於到陝北蘇區，會合紅十五軍團，粉碎了敵人‘圍剿’，勝利向前進!”這首歌詞譜上曲子後首先在宣傳隊唱起來，軍團領導人朱瑞、羅榮桓、鄧小平等都來學唱，部隊也很快流傳開來。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和熱河後，繼續向華北侵略。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2月中共中央舉行瓦窯堡會議，作出了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政策的決定。軍團領導指示，要用幾個晚上的時間，由蕭向榮向幹部們講一講統一戰線問題。蕭向榮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地闡明了八一告同胞書和瓦窯堡會議的精神，說明黨的戰略策略的轉變，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其目的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他講的課，受到大多數幹部的歡迎。但個別的同誌，因為一時對黨的戰略策略的轉變不夠理解，提出疑問。鄧小平了解到這些情況後，第二天晚上親自聽蕭向榮講課。聽了課，鄧小平肯定了他講的內容是完全正確的。
1936年5月，紅一方麵軍西征，蕭向榮由秘書長改任統戰部長(原稱破壞部長、敵工部長)。他帶領宣傳隊員，將戰鬥中俘虜的敵兵組成俘訓營，進行訓練。紅一、二、四方麵軍會師後，山城堡戰役殲尾追敵胡宗南部一個旅又兩個團，俘敵2000餘人。蕭向榮又率宣傳隊，把俘虜帶到慶陽以北的霸洲源，編組成俘訓營，進行改造俘虜的教育和訓練。由於他們的宣傳教育工作做得好，俘訓營結束後，大部分人參加了紅軍。對那些要求回家的人也不歧視，發給路費，並會餐表示歡送。
西安事變後，蕭向榮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他率領宣傳隊到甘肅長武縣城做東北軍下層官兵的工作。這裏住著張學良將軍的衛隊營。蕭向榮一行，會見了衛隊營營長孫銘久等中下層軍官。白天，宣傳隊員們分頭到東北軍士兵和中下層軍官中去，宣傳“槍口對外，一致抗日”，晚上進行慰問演出。他們還多次召開小型座談會。每次座談會，蕭向榮都出麵講話，向東北軍官兵宣傳全國抗日救亡的形勢，駁斥蔣介石“安內攘外”的反動政策。東北軍的官兵聽了以後都表示：“不能再打共產黨了，隻有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才是出路。”
在蔣介石脅迫、分化下，東北軍被迫東調蘇北、皖北、豫南等地。長武是個交通要道，東調的東北軍部隊都要從這裏經過，蕭向榮率領宣傳隊敲鑼打鼓送行。他還編寫了一首《歡送東北軍東征歌》：“鼓聲咚咚，紅旗飄揚，東北軍好英勇，我們在此立正，致禮、唱歌來送行。祝你們向東行，團結一致，殺盡敵人，抗日救國打先鋒。”東北軍官兵聽了這撼動人心的歌聲，不少人灑下了眼淚，頻頻揮手告別，表現了對紅軍的感激和惜別之情。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的全麵抗戰開始了。8月20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紅一軍團、十五軍團和74師改編為115師，蕭向榮任115師政治部宣傳部長。9月，115師在平型關地區殲滅日軍板垣師團1000餘人，取得了全國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蕭向榮參加了這次戰鬥，寫了《平型關大勝利》、《平型關戰鬥前後》、《六天的日記》等通訊，宣揚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跡。之後，他又參加了115師在晉西的戰鬥。
在任職115師政治部宣傳部長期間，蕭向榮十分重視部隊的政治教育工作。他為部隊政治教育提出了明確的方針：“為著抗戰，提高部隊戰鬥力，使每個戰士，都能成為自覺的民族英雄，以達到抗戰必勝之目的。”他所確定的部隊政治教育的中心內容是：“第一，我全中華民族，正在進行著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因此，必須進行民族解放的教育。第二，我們是軍隊，擔負著抗日救國的重任，說明我們是為生存而戰。隻有抗戰，才能避免亡國滅種的慘禍。”為保證政治教育的效果，他對實施方法提出了四項要求：“第一，要少而精。第二，要理論聯係實際。第三，要逐步提高。第四，要提倡自覺學。”根據上述方針和要求，他主持編寫了戰士政治教材。第一本是入伍教材，第二本是初級政治課本。他還親自指導講課教員製定講課計劃和試講活動，取得經驗後向部隊推廣。1938年12月，蕭向榮奉命調回延安軍委總政治部任宣傳部長，主編《八路軍軍政雜誌》。
1938年底，中央軍委決定由軍委總政治部出版《八路軍軍政雜誌》，由毛澤東、王稼祥、蕭勁光、郭化若、蕭向榮五人組成編委會，並由軍委主席毛澤東、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署名，向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遊擊隊發出了出版《八路軍軍政雜誌》的通知。毛澤東在《雜誌》的創刊號上寫了“發刊詞”，明確地指出：“當著抗日戰爭向著新階段發展的時候，八路軍同仁出版這個《軍政雜誌》，意義是明顯的：為了提高八路軍的抗戰力量，同時也為了供給抗戰友軍與抗戰人民關於八路軍抗戰經驗的參考材料。”蕭向榮把毛澤東的這段話看作是給《八路軍軍政雜誌》規定的宗旨，他把主要精力用於辦好《八路軍軍政雜誌》。
《八路軍軍政雜誌》為月刊，每期10萬至15萬字，是從中國工農紅軍誕生以來的第一個正規刊物。每期出版前，蕭向榮都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和部隊工作指導上的需要，製訂出具體出版計劃，然後再去組織稿件。為使《八路軍軍政雜誌》能按期、按計劃出版，蕭向榮傾注了大量心血，他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夜以繼日地審查修改稿件；《八路軍軍政雜誌》共出版39期，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1942年4月停刊。在三年多的時間裏，蕭向榮從未在午夜12點鍾之前停止過工作。有時他在昏暗的燈光下通宵達旦地工作。《八路軍軍政雜誌》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個標點符號，都凝結著蕭向榮的辛勞和汗水。
蕭向榮還借著《八路軍軍政雜誌》這塊陣地，發表了許多具有重要影響的文章。當各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創建、發展和壯大的時候，發表了他撰寫的《115師的政治教育工作》、《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山東八路軍的創造及其經驗》等文章，介紹八路軍政治工作的經驗。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軍在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的指揮下，以105個團、40萬人的兵力，對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戰——即百團大戰時，他發表了《從“百團大戰”說起》的文章。文章指出：“百團大戰”，是全國空前的戰役和空前的勝利。文章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所散布的“八路軍遊而不擊”、“八路軍不聽從命令”，“八路軍搗亂後方”等無恥言論。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他又及時發表了《從皖南事件談到軍紀及其他》一文，聲討了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的反革命罪行。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下，在蕭向榮等卓有成效的努力工作下，《八路軍軍政雜誌》成了軍內外、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刊物之一。
蕭向榮在從事繁重的《八路軍軍政雜誌》主編工作的同時，在總結115師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礎上，主持編寫了戰士課本上、中、下三冊，上冊講中日戰爭以論持久戰為中心，中冊講統一戰線及黨的政策，下冊講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毛澤東對戰士課本親自進行修改審定，並批示：“向榮同誌：戰士課本寫得很好。”由於戰士課本在編寫上、實施要求上，都貫徹了從當時的鬥爭形勢和八路軍部隊的實際出發，因此，部隊政治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進步。
1943年1月26日，蕭向榮在八路軍留守兵團軍政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部隊教育工作》的發言。這個發言由留守兵團政治部出版單行本時，毛澤東為本書題寫了書名。蕭向榮在這個發言中強調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說：“我們教育中的教條主義，第一個表現，就是對文化教育的不重視，不了解文化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基礎，因而不去重視它，沒有把它提到教育工作中更重要的地位上，沒有用更大的力量進行它。”他針對當時留守兵團老戰士多、政治認識比較高、後方和平環境等情況，提出了部隊教育工作繼續以文化教育為主的方針。為了使教育工作真正從提高文化入手，他還論述了加強文化教育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他寫道：“我們部隊的裝備，在今天說來，還是比較低級的，還沒有什麼新式武器。但如果將來有了新式武器，比方有了飛機、大炮、坦克之類等等，那時要我們的幹部去掌握這些新的技術，要是沒有文化知識，那是根本不行的。所以學文化，對於我們今天的幹部來說，一方麵因為文化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另一方麵提高文化又是為將來掌握新技術作準備。”他提出應把戰士的文化提高到相當於高小畢業的程度，把幹部的文化提高到相當於初中以至高中畢業的程度。他強調這是我們文化教育的目標，是我們學習文化的努力標準。他還親自組織文化課本的編寫工作。當年八路軍留守兵團的戰士，後來不少人已經是擔負了各級領導工作的幹部，回憶起那時學政治、學文化的情景時，無不感慨地說：那時的學習，為以後自己文化的提高、政治上的進步和做好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們高度評價了蕭向榮領導政治文化教育具有遠見卓識。蕭向榮在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為工農兵服務”總的方針下，針對部隊文藝運動的實際情況，向部隊文藝工作者提出了“為兵服務”的口號，同時提出以“寫兵、演兵、給兵演”作為“為兵服務”的標誌。
1943年秋，延安部隊藝術學校和青年劇院合並，成立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蕭向榮要求聯政宣傳隊：“除了應該成為部隊文藝‘為兵服務’的倡導者、執行者外，還要成為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要多拿出作品，供給部隊劇本，為部隊演出，又要向部隊學習。”1943年8月20日，聯政宣傳隊組織了演出一隊，出發到三邊(當時陝甘寧邊區所屬的定邊、靖邊、鹽邊)地區，進行慰問演出。在11個區、18個鄉、40多個村莊演出85場，演出節目29個，觀眾7萬多人。還收集了60多首民歌，創作了《三邊風光》、《婆媳紡線》等22個劇本，演出一隊於1944年1月6日回到延安。另一部分隊員組成演出二隊，開赴南泥灣，為農墾部隊演出24場，觀眾2萬多人。蕭向榮聽取了他們的詳細彙報，進行了認真的座談，並作了總結性講話，對每個劇本和演出的成功之處，不足之點及如何修改，都給予了具體的指導。聯政宣傳隊經過學習、整頓，於1944年11月又第二次到部隊和工廠進行演出和創作。1945年7月回來後，蕭向榮仍和他們第一次下鄉回來一樣，作了總結講話。他指出，聯政宣傳隊在實踐毛主席的文藝方針，為工農兵，主要是為兵服務上，獲得了部隊和群眾的歡迎和讚賞。部隊文藝工作者真正走上了“為兵服務”的道路。他號召部隊文藝工作者要麵向部隊，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人民、建設新中國而戰鬥，在更寬廣的戰場上，以更多的形式、更感人的形象，表現部隊和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