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老總常叼著煙鬥，笑著呼喊小鬼們的綽號。有時他還用煙鬥輕輕地敲敲這個人的頭，摸摸那個人的腦袋，親親他們的臉蛋。有時，他展開雙臂，把兩三個小鬼一下子攬到懷抱裏。
關向應政委身材瘦小，態度既嚴肅認真，又和藹可親。他總是微笑著和這個點點頭，與那個拉拉手。他說話雖不多，但親切誠懇。
被戰士稱為“我們的媽媽”的甘泗淇，確實像一位慈善的母親，把小演員看成是自己的兒女似的，講話時先笑，高興時笑得喘不過氣來，感染大家也都想笑。他非常關心劇社同誌們的思想與生活。他一到劇社就問長問短。小鬼們老遠看到他就叫開了：“我們的媽媽來了。”
甘泗淇總是想方設法為劇社解決問題。劇社演出的服裝除了軍衣不發愁外，其餘大都要借老鄉的。化妝用白粉和黑墨，偶爾也用一點洋紅，真所謂“粉墨登場”。胡子是用棉花粘上的，演出中稍有不慎就會掉下來。演出沒有汽燈，隻好用麻油燈。這許多困難，在甘泗淇的關心下，都逐步得到了解決。
部隊打了勝仗，群眾慰勞的豬肉、白麵等食物，甘泗淇總要派人給劇社送去一些，讓劇社的同誌改善生活。
甘泗淇關心劇社的業務建設。劇社缺少演員，甘泗淇請示賀龍、關向應後，先後為劇社調進了申伸、陳凱等一批知識青年和女演員。於是，劇社成立了女生班。女演員多了，劇社熱鬧起來，節目也豐富多了，增加了女聲獨唱，女聲齊唱，還有男女二重唱，也可以同時排幾出戲了。
賀老總、關政委和甘主任非常重視從各方麵引來藝術人才，充實擴大劇社隊伍，在冀中從抗戰學院和其他方麵調進一批人才，到了晉察冀，又從華北聯大文藝部要來一些人，回到晉西北，又從延安魯藝要了一些文藝人才。劇社擴大到100多人，成立了戰鬥兒童演出隊，後來，還調入一些創作人員，成立了編輯股。
隨著劇社力量的增強，師領導對演出的節目質量要求更高了，強調演出的社會效果。賀老總常對劇社人員說：“演戲一定要鼓舞士氣，絕不能泄氣。”甘泗淇對劇社人員風趣地說：“唱歌要唱革命歌，絕不能唱‘四麵楚歌’。”他生動幽默的話語引得大家笑了。
甘泗淇見了劇社的人總愛問：“排了新戲了嗎？”“唱新歌了沒有？”“舞蹈也要新編的，總是《海陸空總動員》，老掉牙囉！”
朱丹西、嚴寄洲等人到了劇社後，編寫新劇本、譜寫新歌曲，排演新節目，抓得更緊了。甘泗淇每回看了劇社排出的新戲，聽了譜出的新歌曲，看了排演的新舞蹈，都會給予熱情的鼓勵，而且還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見。
甘泗淇不僅關心文藝戰士的成長，更關心部隊青年戰士的進步與成長，他說：“黨的有力助手是青年，他們在部隊中占很大的數量。他們銳敏地感到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痛苦，懷著高度的熱情和前進的意誌參加八路軍。他們在部隊中有自己的組織青年團。青年共產黨員和非黨青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無論在戰鬥中，在工作中，在學習中，在日常生活中，都顯得特別活躍。”甘泗淇特別重視部隊的青年工作，關心文藝戰士的思想與生活，再通過他們去活躍部隊青年戰士。甘泗淇針對部隊廣大青年說：“他們對於保障各項任務的完成，幫助搞好政治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11月，第二次榆林戰役後，西北人民解放軍進入了戰略反攻和進行外線作戰的準備時期。
部隊經過一年多的連續作戰，由於戰爭環境嚴酷，戰鬥任務頻繁，戰爭激烈、規模大，部隊嚴重減員，又沒能來得及整頓，暴露出不少的問題：部隊兵員成分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減員的部隊全靠由大批俘虜來的“解放戰士”補充。有的連隊解放戰士已占70%左右。隨著戰鬥越來越頻繁，俘虜人數越來越多，往往戰鬥一結束，就將大批俘虜兵直接補充到部隊。雖然解放戰士大多數出身貧苦，但他們在國民黨軍受到不少欺騙宣傳和反動教育，轉入解放軍後又缺乏係統的政治教育，因此，他們中不少人階級界限模糊，覺悟不高，在連續作戰和艱苦環境中情緒不穩。有的在戰鬥中貪生怕死，畏縮不前。一些幹部戰士雖然看到部隊不斷取得勝利，但對更加緊張的戰爭思想準備不足，擔心今後更加艱苦，戰鬥更加殘酷，鬥誌有所減退。極少數人甚至造假情況，打滑頭仗，陽奉陰違。有的作風疲塌，有的違反群眾紀律等此類問題不斷暴露了出來。
甘泗淇每一次都將部隊反映到政治部的問題，及時地向彭總作彙報。彭老總常在部隊跑，也看出了不少問題，於是，他跟習仲勳、甘泗淇等人研究決定，利用冬季空隙在部隊進行一次整訓。整訓以提高解放戰士的覺悟為重點，方法是開展新舊軍隊對比，進行訴苦（控訴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之苦，控訴國民黨反動軍隊對士兵壓迫之苦）教育。這是群眾性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個創舉，被毛澤東讚譽為“新式整軍運動”。
358旅政委餘秋裏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特點：一是深入戰士中，具體解決問題；二是善於抓典型，運用典型推動工作。他們旅的714團2營訴苦和715團的三查（即查階級、查思想、查鬥誌）的做法收效很好。餘秋裏政委將兩個團的訴苦三查進行了總結，在全旅推廣，效果很好，引起了野戰軍政治機關的重視。
12月份，甘泗淇興奮地看到了358旅關於開展訴苦三查運行的簡報中介紹了兩件生動的事例：
一個事例是：714團2營，在卓資山戰鬥後，補充了一批俘虜兵。開始，這些解放戰士對自己被俘不服氣，說解放軍“打仗不正規”，還說什麼要是“擺開架勢明著打，還說不定誰勝誰敗呢！”為此，他們經常和從邊區入伍的子弟兵發生爭論。
怎樣才能使這些解放戰士轉變立場，端正思想，自覺站在人民一邊，掉轉槍口去消滅敵人呢？工作認真負責的2營教導員夏偉經過反複思考，認為應從關心、愛護入手，使解放戰士認清兩種軍隊有本質的不同。為此，夏偉經常深入到解放戰士中問寒問暖。行軍時，他還安排班、排裏的黨團員和骨幹替解放戰士背槍。真誠的關心照顧他們，使解放戰士很受感動。有一天，一位解放戰士走到夏偉跟前，動情地說：“我們在國民黨軍中，長官開口就罵，拳打腳踢是常事。沒想到，共產黨軍隊裏從長官到弟兄們都這麼好。”
夏偉聽了這些反映，受到很大啟發，很快在全營搞起了國共兩軍對比教育。通過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解放戰士思想變了，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同子弟兵的關係密切了，部隊戰鬥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甘泗淇邊看簡報邊連連稱讚訴苦教育好。接著，他看到了另一件事：714團4連在訴苦開始後的一個深夜，全連都睡了，一名戰士卻悄悄地爬了起來，抱著一包東西跑向野外，被查鋪的指導員發現，以為他要開小差，就悄悄地跟了出去，隻見那戰士頭也不回，一直跑到後溝的土崖下，掏出一塊紙牌，插在土坎上，又點燃了事先準備好的蠟燭和供香，跪在地上連磕了三個頭，邊訴說，邊痛哭不止。
指導員先是在一邊悄悄地聽，當聽到戰士的傷心處時，也觸動了自己的血淚史，再也忍不住了，跑上去和那戰士一起抱頭痛哭起來。哭了一陣後，指導員定神一看，這位戰士原來是剛來連隊不久的解放戰士路新裏。
路新裏雖到連隊時間不長，但一提他，全連沒有不知道的。他是從蟠龍戰鬥後當了解放戰士的。他到連隊後怪話怪事不斷，誰聽了都感到頭疼。連隊夜行軍走山路，他說：“鑽山溝，走夜路，這和土匪一樣。”發給他一頂解放帽，見沒有人時就扔在地上用腳踩；發給津貼，他見是邊區票子，一轉身就撕了；他對在環縣戰鬥中抓來的俘虜兵說：“你拿的是槍不是木棒，為什麼不抵抗就跑了呢？”在榆林戰鬥中，他畏縮不前，把頭貼在地上不瞄準亂放槍。訴苦開始後，路新裏顧慮自己是俘虜兵，又一貫發牢騷，講怪話，怕在訴苦大會上講了自己的悲慘遭遇沒人聽，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和理解，就想了主意：趁深夜跑到野外來發泄自己難以抑製的痛苦。
經過指導員的細心做工作，路新裏在訴苦會上講了自己苦難的家史和不幸經曆。原來，路新裏老家是山東曹縣，逃荒要飯到了晉南夏縣，父母都被貧困的生活折磨而死，自己小時候就去鹽場幹重活，還要養活一個小妹妹。後來，他被國民黨軍抓去當了兵，整天思念的妹妹不知死活。路新裏的訴苦，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同情，他過去的一些舉動也得到了大家原諒。
路新裏訴苦後，就像變了一個人，思想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說怪話了，各項工作都積極幹，成了一名真正的解放軍戰士。
訴苦和三查教育收效很好，值得在全軍推廣。甘泗淇將358旅訴苦三查的情況向彭總彙報後，引起彭總極大的興趣和關注。他連聲說：“好，好！”
不久，甘泗淇帶領政治部工作組陪彭總到了358旅，親自聽取各團政委、政治處主任彙報，參加字字血、聲聲淚的控訴大會，查閱廣大指戰員為親人報仇，殺敵立功的請戰書，還找了許多幹部戰士座談，詳細了解訴苦和三查開展情況，總結推廣訴苦三查的經驗。
甘泗淇還陪彭總聽了通信連指導員劉傳喜彙報解放戰士於德水在家受盡剝削壓迫，被抓丁當兵後又受盡國民黨軍隊軍官欺淩的悲慘遭遇。彭總沉默了好一會兒，對在場的餘秋裏說：“翻身農民參軍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隻受過一重苦；俘虜過來的解放戰士，絕大多數是貧苦雇農，他們在家受地主老財剝削壓迫，在國民黨軍隊又受壓榨、打罵，受的是雙重苦。他們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他還說，“通過訴苦，大家懂得了階級，懂得了剝削，懂得了為人民當兵，為自己翻身打仗。對敵人的仇恨加深了，戰鬥意誌就會更加堅定”。
甘泗淇為總結推廣訴苦三查經驗而夜以繼日地工作。
西北野戰軍在楊家溝召開會議時，甘泗淇把訴苦和三查整軍運動的效果向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彙報，得到肯定後，便在整個西北野戰軍中推廣了。
毛澤東後來撰寫的《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新式整軍運動》，對以訴苦和三查為主的新式整軍運動給予了高度評價：由於訴苦和三查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為完成土地改革，為消滅國民黨反動派而戰的覺悟性，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堅強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麵的民主發揚了。這樣就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
此後，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利用這一經驗，在作戰間隙開展以訴苦和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教育，為鞏固、擴大人民解放軍，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1年8月，中央軍委任命甘泗淇為誌願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一到朝鮮誌願軍總部就找原政治部主任杜平交換意見；找政治部的工作人員談話；看有關材料，了解情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一天，彭德懷司令員把杜平叫了去，說：“瞧，你的任務來了。這樣吧，你把觀禮代表團的組織工作先交給其他同誌去辦，你先去沈陽組織會議（指9月22日在沈陽召開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保衛工作會議），會後帶代表團去觀禮（指國慶觀禮）。”
“我同意。”一向說話嗓門大，往往人未到聲音先到的甘泗淇，在一旁高聲表示同意。甘泗淇也想讓杜平趁此難得的機會回國去看看。
杜平是隨第13兵團入朝的，從兵團政治部主任升任到誌願軍政治部主任，主持了五大戰役的政治工作，一直十分忙碌，自感有點力不從心，特別是隨著全國各大軍區的部隊都要來朝輪番參戰，更感工作量大，責任重，希望中央軍委派一位有政治工作經驗的人，來加強誌願軍的政治工作。彭總將他的要求向中央軍委作了反映。中央軍委派甘泗淇到誌願軍工作，杜平感到很高興。
甘泗淇到誌願軍後，將保持全軍指戰員隨時能粉碎敵人的進攻，爭取更大的勝利的堅強鬥誌和高昂士氣，作為政治工作中心任務來抓。
9月4日至10日，甘泗淇參加中共誌願軍委員會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認為陣地戰的戰爭形勢一天天明顯，要求部隊要重視和學會對敵堅固陣地的進攻和依托陣地的防禦作戰。甘泗淇領導政治部就如何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做好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進行了專門研究。
10月29日，甘泗淇參加中共誌願軍委員會召開的會議，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精簡機構和增產節約的方針等有關指示，會議還部署了誌願軍的整編工作。
甘泗淇領導的誌願軍政治部，在一年多的時間中，通過各級政治部門和廣大政工人員，主要抓了做好作戰方針轉變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構築工事中的政治工作，提高部隊的生存能力；做好狙擊戰鬥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推動以冷槍冷炮殲敵活動的開展；做好防疫中的思想工作，粉碎敵人的細菌戰；做好堅守坑道的政治思想工作，為打好反擊戰創造條件；抓好改善部隊的物質文化生活工作，保持指戰員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高昂的戰鬥情緒。
進入1952年8月後的一個時期，第一線戰場出現了出奇的沉寂。經驗告訴大家，大戰往往隱藏在平靜之中。副司令員楊得誌要參謀把敵情通報分別送給鄧華代司令、“聯司”的朝方副司令員、甘泗淇副政委及有關方麵，並將敵情通報了全軍。同時，以“誌司”的名義給誌願軍各軍下達了《關於嚴密注意當前敵情變化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嚴密注意敵情的發展與變化。
不久，“聯司”首長召開碰頭會，楊得誌介紹了敵情。鄧華說：“老美（美國）現在是騎虎難下，繼續打吧，老挨打，世界人民罵他，美國人民也罵它；不打吧，這張臉沒處擱。上台容易，下台難呀！更重要的是他的軍火不能當饅頭吃。這屆總統競選，朝鮮問題成了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所以艾森豪威爾也不得不公開許諾，再三表示，他要當選總統將親自到朝鮮，並結束這場戰爭。話是這樣講，但我看不那麼簡單。聽資本主義國家某些總統的演講，我老有一種在我們中國農村聽賣蛇藥的，玩把戲的那些人的開場白或收錢之前叫喊的感覺。克拉克和艾森豪威爾同在一個共和黨，我們主要看克拉克如何動作。”
一向開朗的甘泗淇，聽鄧華說後，幽默而自信地對朝方副司令員崔庸健說：“那要趕快動員我們朝鮮同誌印刷廠的工人嘍！”
“哦？”崔庸健聽到甘泗淇突然插上這麼一句，感到有點莫名其妙。
鄧華和楊得誌相互對視了一下，一時也沒弄明白甘泗淇話的意思。
甘泗淇輕鬆地笑了笑，解釋說：“好為美軍大量印刷安全通行證呀！”
大家聽了，不禁大笑起來。
崔庸健笑後，用流利的漢語說：“請放心吧，保證供應，保證供應！”
甘泗淇這句玩笑話是有根據的：被誌願軍俘虜過來的“聯合國”軍人，幾乎每人身上都帶有朝中“聯司”印發的“安全通行證”及“招降書”。上麵分別用英、漢、朝鮮文標明了人民軍和誌願軍要求自己的指戰員：“對持證（指安全通行證）來歸之外國軍人必須妥善接待。不論國籍、士兵與軍官，一律保證其生命財產安全，不得殺害、虐待、侮辱，並護送至最近部隊司令部或政治部，望各部隊切實遵守。”“安全通行證”是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聯合司令部名義發出的。
一些曾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第一至五次戰役後被誌願軍俘虜的美軍人員說：“我們盼望得到一張‘安全通行證’。你們的‘安全證’比我們上司發的‘護身符’靈。”
甘泗淇認為誌願軍政治工作雖然在保證部隊英勇作戰方麵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也暴露出了各級領導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官僚主義作風，深入實際，關心群眾生活不夠。部隊物質文化生活方麵存在的問題比較多，如果不很好解決這一問題，穩定指戰員的思想，“積極防禦，持久作戰”的戰略目標就不好實現。甘泗淇把想法向彭總作了彙報，得到了彭總的讚同。
為了統一思想，解決部隊物質文化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經誌願軍黨委同意，於1952年6月，在誌願軍總部駐地檜倉召開了第一屆誌願軍政治工作會議。甘泗淇在會議一開始就要求各兵團、各軍參加會議的同誌，不要對本單位的工作“歌功頌德”，要切切實實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他在大會發言時，在總結“三反”運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要把搞好部隊的物質文化生活，作為當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切實抓好。他要求各級黨組織、政治機關和政工人員，切實關心戰士的疾苦，特別要關心那些堅守在坑道裏，冒著敵人炮火不斷轟炸，同敵人戰鬥的前沿部隊的物質文化生活。
甘泗淇提出結合部隊實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得到了廣大指戰員的擁護、支持和各級領導的重視。各部隊積極辦好夥食，及時發放生活用品，開展文體活動，活躍部隊生活，部隊的物質文化生活不斷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廣大指戰員身心健康，保證了各項任務的圓滿完成。
誌願軍政治部《關於改善部隊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情況報告》，毛澤東看後很是讚許，批示將此報告轉發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區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參照酌辦。
1953年1月16日，經毛澤東主席批準，總政治部向誌願軍發布了關於《積極準備，堅決粉碎敵人冒險登陸的政治動員要點》，要求誌願軍全體指戰員“除繼續加強三八線作戰，積極殲滅敵人外，必須利用一切力量加緊側後準備，為徹底粉碎敵人的登陸進攻而鬥爭”。
甘泗淇召集政工人員會議，研究貫徹落實動員要點。他說：“我們打敗了敵人的登陸進攻，美國侵略朝鮮最終失敗的命運就確定了，否則，不但朝鮮戰局要惡化，偉大祖國建設事業也將受到威脅。因此，對於美國狂妄的陰謀，必須予以堅決粉碎，絕不允許其得逞。我們要堅決響應總政治部的號召，百倍奮起，全力動員，克服一切困難，充分進行反登陸作戰的準備。如果敵人冒險登陸進攻，我們要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堅決、勇敢、頑強地進行戰鬥，堅決粉碎敵人的進攻，為祖國爭光，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徹底勝利而奮鬥！”
由於誌願軍和人民軍全力進行反登陸作戰準備，迫使敵人放棄了側後登陸作戰計劃。
中央軍委於1953年1月任命李誌民為誌願軍政治部主任。
2月8日，在朝鮮人民軍建軍五周年之際，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舉行授勳典禮，授予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代司令員鄧華、副司令員楊得誌、副政治委員甘泗淇、參謀長解方和政治部主任李誌民一級國旗勳章。甘泗淇奉命於1953年3月回國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由於戰爭剝奪了甘泗淇夫人李貞的生育能力，因而，甘泗淇與李貞沒有親生子女，夫妻倆就將烈士遺孤和幹部子女作為自己親生兒女一樣看待，先後撫育、照顧過20多位烈士和幹部的子女，關心他們的生活和成長，供他們上學，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建設人才。為此，甘泗淇常對人說：“我們革命者，不是為了傳宗接代，而是要革命的後代。”他夫妻倆經常自豪地指著撫養的子女對來家裏做客的人說：“你看他們不都像我們自己的兒女一樣嗎！”
1953年，甘泗淇和李貞回國後，誌願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政柱夫婦仍留在朝鮮戰場，子女無人照顧。甘泗淇夫婦就把王政柱的三個孩子接到家裏精心照顧。小孩與甘泗淇夫婦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把他倆視為自己的父母。甘泗淇一有閑暇就和孩子們一起玩，注意從各方麵關心、培養、教育他們。甘泗淇還常抽空與王政柱的大兒子王延下棋，注意從娛樂中鍛煉孩子的智力。李貞遇上有什麼文化娛樂活動，也愛把小孩們帶去。王政柱夫婦回國後，小王延周末從學校回到家，鬧著要到甘伯伯家住。假期裏，王延如果在自己家住，甘泗淇夫婦常利用星期天到王政柱家看孩子們。甘泗淇還讓王延假期中的一半時間到他家裏住。
苗族老紅軍朱早觀1955年病逝後，甘泗淇和李貞把朱的女兒朱一普接到家裏撫養。一天，李貞從外麵回家，看到一普臉色慘白，在床上滾來滾去。李貞不知怎麼一回事，急得摸她的頭，問這問那。經過細問才知道一普胃疼得厲害，受不住了。甘泗淇得知後，立即和李貞把孩子送進了醫院。
在一普住院期間，甘泗淇和李貞常抽空買一些好吃的到醫院看望她。一普病愈後，甘泗淇夫婦還專門為一普訂了一份牛奶，對她進行特別的關心和照顧，教育她好好學習，鍛煉好身體，長大了好為國家做貢獻。
老幹部陳希雲，是抗日戰爭時期120師後勤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糧食部副部長，不幸於1957年身患絕症。在他生命垂危時，對自己幾個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甘泗淇夫婦安慰陳希雲，並將他的大女兒陳小妹接到家中撫養。陳小妹在甘泗淇夫婦的關心、照顧下，幸福地成長，考上了解放軍外語學院，畢業後分配在邊防部隊工作。甘泗淇不斷地寫信鼓勵她好好工作。陳小妹沒有辜負甘泗淇夫婦的養育之恩，在部隊勇於吃苦，工作成績優異。
每逢節假日，甘泗淇家中客人很多，很熱鬧，一群活潑可愛的孩子簇擁在他和李貞的周圍。開飯時，要擺上兩三桌才能坐下。甘泗淇和李貞的工資大部分花在孩子們的身上了。
甘泗淇和李貞工作都很忙，下班回家，首先要找孩子們聊聊，問問他們有什麼事沒有，要了解孩子們的生活、學習情況。碰上節假日，甘泗淇夫婦還帶孩子去看電影或去公園玩。夫妻倆總愛拉著小孩的手，邊走邊唱。甘泗淇夫妻會唱的歌不多，總是“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王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裏？”“洪湖水，浪打浪”，雖然他倆唱得不是很好，不過，還沒有怎麼太走調。
甘泗淇特別重視對孩子們的思想品德教育，經常鼓勵孩子們好好學習。他常對孩子們說：“為人民服務要有真本事，不要因為自己是烈士的後代，是幹部子女，就產生優越感，看不起工農出身的孩子。”
甘泗淇夫婦對於孩子們要求很嚴，不讓他們養成好逸惡勞的習慣。小孩能做的事，盡量要求他們自己去做，如掃地，洗自己的小手絹等。甘泗淇常教育孩子們說：“工人、農民的孩子能做到的，你們這些烈士後代，幹部子女都要做到，從小就要培養自己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長大了才能好好為人民服務。”暑假遇到學校組織學生下鄉、下廠勞動，甘泗淇夫婦總是積極熱情地支持孩子們參加，不讓他們放棄勞動鍛煉的機會。
甘泗淇的養女小力到北大荒生產建設兵團鍛煉，李貞除了讓小力帶上鋪蓋和換洗的幾件衣服、必需的生活用品外，還特別送給她一副銀針和一個拔火罐，要她利用這兩樣東西為大家治病，為人民服務。
甘泗淇的侄女毅南去農村插隊時，甘泗淇夫婦送給她的禮物是：一雙膠鞋、一個手電筒和一個針線包。甘泗淇要求侄女：“你自己的路，要自己闖！”
在甘泗淇夫婦的言傳身教下，20多個孩子學習非常刻苦，從小養成了艱苦樸素的好習慣，生活上不講究，隻求穿得幹淨整齊，從不追求時髦。什麼事都自己動手幹，獨立生活能力強。孩子們生活在一起，互相團結，勤奮上進，先後有20來人考入大專院校學習，在醫療、文教、科技、國防等建設上發揮作用，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貢獻。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次大規模的現代化戰爭，也是我軍第一次與裝備最先進的多國部隊作戰。
甘泗淇作為抗美援朝戰爭誌願軍政治工作領導人之一，深深體會到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政治工作，是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並在不同的環境中有新的發展和創造，是人民軍隊戰時政治工作空前豐富和活躍的一個重要時期，戰爭中創造出來的許多寶貴經驗，是一筆寶貴財富，對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以及對應付未來反侵略戰爭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他十分重視對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政治工作經驗總結。
1956年3月，中央軍委批準成立了“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總結編委會”，甘泗淇任編委會主任，李誌民任副主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誌願軍黨委研究決定，選調李耀文、李伯秋、譚右銘、李希庚、陳英、馮村、魏巍、李平、王楠、姚旭等18名同誌參加編委會的工作。
在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領導下，在甘泗淇、李誌民的具體組織下，編委會經過兩年的努力工作，撰寫出《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經驗總結草稿》（下稱《草稿》）。編委會還從誌願軍各軍上報的大量材料中，經過審閱，挑選出反映戰爭各階段、各參戰軍兵種的政治工作經驗材料210篇，以《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彙編》為書名，連同《草稿》（後修改為《初稿》），印發全軍師以上單位征求意見。
1959年8月，在甘泗淇和李誌民主持下，由原誌願軍負責政治工作的幾位領導和編委會成員參加，在青島召開了審稿會議，決定對《初稿》進行修改、加工，以便盡快正式印發部隊。不料，正當會議在認真對《初稿》進行審稿時，原誌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這樣一來，誌願軍政治工作經驗總結無法進行下去。
隨著對彭總的批判深入，《初稿》不僅被束之高閣，甘泗淇也因為曾在彭德懷領導下工作過，而受到牽連，被指責為思想“右傾”。
雖然《初稿》的審稿工作中斷，未能定稿出版發行，但在此之前下發部隊的征求意見稿卻在部隊中得到廣泛流傳，受到了廣大幹部的重視和歡迎。有的單位還將《初稿》印發給幹部閱讀；有的單位則將有關章節印發幹部學習研究；有的院校將《初稿》列為教學的重要參考材料。可見，《初稿》已對部隊建設產生了作用。
甘泗淇曾付出大量心血的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總結正式下發部隊的願望未能實現，便離開了人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彭德懷同誌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這時甘泗淇的戰友李誌民，雖已年近八旬、體弱多病，而且雙目幾乎失明，但仍掛念誌願軍政治工作經驗總結，他向中央提出建議，經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批準，由他主持了審修工作。
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對誌願軍政治工作經驗總結十分重視。1985年，由鄧小平同誌題寫書名，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同誌題詞的《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政治工作》一書，終於在誌願軍出國作戰35周年之際正式出版。不久，《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政治工作經驗彙編》也分上下冊正式出版發行，實現了甘泗淇生前的願望。
甘泗淇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是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他在部隊以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著稱。他沒有架子，體貼人、關心人，大家都願意和他接近。
在戰爭年代，部隊經常轉移，生活非常艱苦。疲勞、饑餓是常事。了解甘泗淇的人都知道，行軍作戰中，他很少騎馬，總是把自己的馬讓給傷病員或體弱的同誌騎。在長征中，他大腿負了傷，一顆彈丸沒有取出，行走困難，他卻經常把馬讓給宣傳隊的小鬼們騎。行軍到達宿營地後，再苦再累，他都要到附近部隊駐地看望指戰員。就連派出的哨兵，他也要去看看，問寒問暖，鼓勵戰士好好工作。在紅二、六軍團，流傳著不少他那至誠而公道的故事：在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時，傳頌著他關心傷病員，挖草根、嚐野菜的感人事跡；解放後，留下了許多他撫養、教育烈士子女的佳話。他走到哪裏，幹部戰士總愛圍著他，問這問那。他那富有樂觀色彩的笑聲，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打破了上下級之間的界限，無拘無束地和他談笑起來。
在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期，甘泗淇夫婦帶領身邊工作人員投入了大生產運動。經常天剛蒙蒙亮，夫婦倆就扛著钁頭上了山。他倆邊幹邊向大家介紹自己家鄉的風俗和耕作方法。沸騰的山川，到處蕩漾著歡聲笑語。開墾荒山，平整土地，播種玉米、穀子、南瓜、大豆。夫妻倆從小就會勞動，參加革命後，轉戰南北，不管走到哪裏，隻要一到宿營地，和戰士們一樣，放下手上的東西，就給房東掃地、擔水，做群眾工作。
部隊到了陝北後，甘泗淇和李貞積極參加挖窯洞、開荒種菜、紡線織布，參加自力更生，生產自救的各種活動。後來在大西北和抗美援朝戰爭中，夫妻倆仍堅持勞動。機關駐在哪裏，夫妻倆總是抽空開荒種菜。甘泗淇說，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可以讓大家吃到一點新鮮蔬菜；二可以鍛煉身體。
甘泗淇在物質生活上一向保持儉樸，反對奢侈浪費，不要求特殊照顧。曾在紅二方麵軍當過總務處處長的一位老紅軍說：有一次，因甘泗淇身體不好，炊事員特意給他炒了一個菜送去，他不但沒有吃，還把總務處長找了去，囑咐以後不要為他搞特殊照顧。
幾十年來，甘泗淇穿的服裝，除了統一發的外，自己幾乎沒有購置過衣服。夫妻倆一把藤椅用了15年舍不得丟棄；他和李貞在朝鮮作戰時的行軍箱用了40來年，開裂了仍不肯換新的；一台單門“雪花”冰箱用了14年。實行軍銜製後，這對夫妻將軍依然保持儉樸本色，將薪金用在撫養烈士遺孤和有困難的幹部子女上。甘泗淇謝世時，夫妻一共才有一萬多元積蓄，李貞將存款的一部分捐送給北京市少年宮，一部分做黨費上交給了黨組織。
甘泗淇和李貞不僅自覺地要求自己，而且給身邊工作人員作了一條不成文但必須做到的規定：不管到哪裏去，不管在什麼場合，不管對什麼人，絕不能提出任何有關生活上的要求，更不允許有特殊的要求。在實際工作和生活中，夫妻倆對待戰友、部下，不僅非常熱情，而且十分慷慨。節假日裏，他們家常常賓客盈門。大家歡聚一起，敘舊談心，品嚐夫妻倆做的家鄉飯。凡去過甘泗淇家裏的人，總有一種難以忘懷的親切感。
甘泗淇和李貞雖然分別於1964年和1990年與世長辭，但這一對夫妻將軍的普通一兵的本色，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