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時代為什麼會有不低頭的法官？
弗朗西斯·福山說，一個良好的政治秩序有賴於三大要素，它們分別是國家、法治和負責製政府。以此來衡量中國的曆史會很有意思。在福山看來，中國是政治的早熟者，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成為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有統一的中央行政機構，有完整的官僚任用製度，對廣大的疆域以及眾多的人口施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因而堪稱“國家形成的範本”。
然而良序的另外兩個要素：法治和負責製政府，在中國的曆史中一向是稀缺之物。所謂負責製政府，意味著統治者要對治下的民眾擔起責任，並把他們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這實在太難為君主了。儒家傳統的一大功能就是通過教育的方式，促使統治者在官僚士大夫的輔佐下，接受經邦緯國的訓練，感受自身對民眾的責任。但由於這不是正式的製度，也沒有程序上的限製，因而將其稱為道德負責製仍屬勉強——它讓中國總是陷入好皇帝與壞皇帝的循環更迭，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曆史宿命。實際上中國傳統政治中惟一正式的負責製是向上而非向下的，下層官吏對上級負責，上級官僚對皇上負責，民眾的利益從未真正得到關心。
真正的負責製必須製度化、程序化，這就牽涉到另一個要素——法治。然而與責任製相比，中國的法治就更加縹緲了，甚至無從談起。如果有人用法家思想來爭辯法治的有無，那他就錯得太離譜了。法治的基本含義是，無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國王或皇帝也得受其約束，不可隨心所欲。而中國的法家思想恰恰相反，除了君主，法家不承認任何權威和規範，更不用說什麼法治了。他們心目中的法律，隻反映統治者的意誌，而非社會的道德共識。這樣的法律，分明是命令而已。
西方人將司法權與行政權分開，從製度上落實法治的想法，這在2000多年的帝製中國始終沒有產生過。故而台灣學者盧建榮說得沒錯，“一部中國人權史就是一部政治淩駕司法的曆史”。這句話出自《鐵麵急先鋒》一書的自序。矛盾的是，盧建榮寫此書的目的，卻是要從欠缺法治架構的中國曆史中，找出閃光的法官個例，這豈不是雞蛋裏挑骨頭？
雖然稀少，“骨頭”還真有。由於沒有製度保障，法官的骨頭還很硬，不怕貶謫流放殺頭，再大的風險都敢擔。另一方麵，麵對巨大的風險，他們在法律素養上對自己要求很高，絕不逞一時之愚勇。盧建榮說，這就叫智勇雙全。想想也是，若非如此，他們不可能在毫無希望的政治格局裏創造正義的奇跡。
《鐵麵急先鋒》主要聚焦武周時期，也兼顧公元514-755年間的一批司法者，特別是擔任過司刑寺丞、侍禦史、大理少卿等職的徐有功，以及先後的同行狄仁傑、蘇珦、張行岌等人。之所以重點放在那段時期，我想除了作者專攻隋唐史的原故，還因為武則天當政之時，政治壓倒法律的固有局麵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武媚自高宗晚年攝政以來，廢中宗李顯，立四子李旦為帝，臨朝稱製，自專朝政，最終於公元691年正式稱帝，一路上刀光劍影凶險無比。她擔心政權的合法性太低，統治的基礎不牢靠，所以重用酷吏，欲借司法消滅政敵。可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她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忠於法律的司法官，否則無法彰顯出自己的公平與高明。這一矛盾，既培植出周興、侯思止、來俊臣等一幹構陷無辜的奸徒，也造就了狄仁傑、徐有功、杜景儉等一批伸張正義的司法者。中間的角力鬥爭，相當精彩，以至於當時便有“遇來（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儉）必生”的民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