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皇帝最忌外臣交結內廷，於敏中這件事也不是對乾隆全無觸動。試想看，於敏中身為軍機大臣，在外朝深孚眾望，現在竟然連眼線都延伸到了內宮，豈不是一種有力的威脅？乾隆皇帝認為該到加強對軍機處控製的時候了，不然將來難免尾大不掉，他開始著意物色新的心腹人選。正是這樣的前提下，年輕的和珅進入了他的視線，開始走上了政治舞台。
當年十月，王亶望上任半年後，上奏說甘肅安西、肅州及內外各屬六個月內捐監生員一萬九千零一十七名，收監糧八十二萬七千五百餘石。因為數目太大，乾隆皇帝接到奏報後當即起了疑心，特意下了一道諭旨，一方麵表揚王亶望辦事認真；另一方麵也提出了所謂的“四不可解”：第一，甘肅百姓貧窮窘困，怎麼會有多達兩萬人捐監？如果是外省商民到甘肅報捐，京城現有捐監之例，眾人為什麼會舍近而求遠呢？第二，甘肅省素稱土地貧瘠，本地糧產尚不夠百姓食用，又怎麼會有這麼多餘糧供人采買呢？如果說是商賈從別省搬運到甘肅捐監，也不合常理，因為加上運費，花費巨大，商人怎肯為此重費捐納呢？第三，現在半年收捐監糧八十餘萬石，一年則應有一百六十餘萬石，如此下去，年複一年，糧食越來越多，不免因時間長久而變質，將來如何食用？第四，每年開春時出借種子口糧需費甚多，如不開捐，則不得不采買，歲需價銀一百餘萬兩，但是，此穀畢竟係購自民間，與其斂餘糧歸之於官倉，再出借給百姓，何不多留米穀於民間，任其自行流通？
這“四不可解”，實際上是乾隆皇帝擔心地方捐監再次發生舞弊，因此他要求總督勒爾謹將此“四不可解”查實回報。
此刻，勒爾謹已經知道王亶望所報的八十餘萬石監糧完全是紙上談兵，而監糧折色的銀子都集中在蘭州府存貯，並沒有用來買糧歸倉，官倉中實際上一粒監糧也沒有。但事實既成，不說別的，單說恢複甘肅捐監一事由他本人奏請，他如果要向皇帝舉報捐監舞弊，首當其衝要追究的官員就是他自己，而不會是王亶望。考慮到種種利害關係，勒爾謹不得不認可了王亶望的所作所為，還向王請教如何應對皇帝的“四不可解”。
在王亶望的授意下，勒爾謹回奏乾隆皇帝說：“甘肅的報捐者大多是外省的商人和百姓。自新疆開辟後（指乾隆皇帝派兵平定新疆），新疆與內地的商品流通日益增多，因為路遠物稀，商人們從中獲利豐厚。而甘肅安西、肅州為邊陲門戶，為商人們必經之地。這些商人就近買糧捐監，其實比遠赴京城捐監更為方便，所以報捐者很多。而甘肅雖然貧瘠，但連年收成豐稔，導致本地富戶餘糧頗多，剛好可供捐生采買，不必再到他處運糧。”
經過勒爾謹的解釋後，乾隆皇帝的疑惑稍解，但仍然提醒勒爾謹、王亶望說：“爾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當可也。”於是，王亶望這套陽奉陰違的把戲首次順利蒙混過關。當年，他又虛報甘肅發生了大旱災，假模假式地聲稱要在全省賑濟救災。
清朝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救災製度，一旦確認災情，就要立即啟動相應的賑濟機製。賑濟，即指無償救濟災民。賑濟的主要物質當然是糧食，若糧食不足發放可銀米兼給或以米折銀。賑濟的實施也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次第分為正賑、大賑、展賑。正賑又稱“急賑”或“普賑”，凡地方遇到水災、旱災，不論成災分數，不分極次貧民，即行發賑一月。大賑在正賑之後，對於那些成災十分嚴重的地方，對極貧者於正賑外加賑四個月，次貧者加賑三個月，若地方連年災歉，或災出異常，須將極貧者加賑五六個月至七八個月，次貧者加賑三四個月至五六個月。展賑則在大賑之後，指若是災區百姓生計仍然艱難，或次年青黃不接之際災民力不能支，可臨時奏請再加賑濟一至三月不等。
具體操作程序則分四步進行：
第一步是報災，由災區的地方官員逐級向上報告災情。報災有時間限製，夏災報期為六月終，秋災報期為九月終。“凡地方有災者，必速以聞”。地方官員報災逾期的話，還要給予處罰：州、縣官員逾期一個月內者罰俸六個月，一個月外者降一級，兩個月外者降二級，三個月外者革職；撫、道、府各官以州、縣報告日起限，逾期也按州、縣官例處罰。對於隱瞞災情不報的官員，處分則更加嚴厲。康熙十四年（1675），甘肅發生災荒，時任甘肅巡撫的喀拜隱瞞災情不報，後被革職查辦。雍正元年（1723），山西巡撫德音對山西境內災害隱瞞不報，也被雍正皇帝革職查辦。嘉慶六年（1801）六月初一，京畿一帶連降暴雨，永定河兩岸河堤多處出現決口，然而過了兩個月，嘉慶皇帝仍然沒有見到報災奏折，於是將直隸總督薑晟革職問罪。嘉慶八年（1803）六月下旬，甘肅省發生水澇災害，直到九月初一，朝廷才接到相關的奏報，嘉慶皇帝以報災遲誤之過將當時主持甘肅政務的布政使王文湧交部議處。
第二步是勘災，由地方官員實地勘查核實受災情況，確定成災分數。清朝規定，五分以下為不成災，六分以上為成災，最高為十分。具體做法是：先由受災災民自己呈報，大致內容包括受災人姓名、大小口數、受災田數等，經地方官員與糧冊核對後，形成勘災底冊。查災委員（從知府、同知、通判中遴選）按底冊踏勘，並將勘實受災分數及田畝等在冊內注明。待全部踏勘完畢，查災委員將勘災底冊交到州縣，由州縣地方官彙成一本總冊，再逐級上報到戶部。戶部接到勘災提請後，還要派官員複勘，複勘後或依原報，或酌情改動。至此，勘災才算正式結束。經戶部複勘後的結果，就是蠲賑的依據。當然，也往往有地方官員為了私利勘災不實及隨意刪減災分，不過一旦敗露，清廷往往予以嚴懲。
第三步是審戶，指核實災民戶口。清朝製度規定，十六歲以上災民為大口，不滿十六歲至能行走者為小口，再小者不準入冊。還要根據災民受災程度，劃分出極貧、次貧的等級，以備賑濟。審戶完後，還須發給賑票。賑票上填有災分、極次、戶名、大小口數、應領糧數等，一共兩聯，一聯給災民作為領賑依據，一聯給地方官府留底，以備核查。
第四步則是放賑，即按賑票所列數目將賑災糧或款發放到災民手中。因這一步最為關鍵，因此明文規定放賑時各州縣管事人員必須親自到場，不得假手胥役裏甲，並且還要有督賑官在現場進行監督。為了防止冒領，每次放賑時，要在賑票上加蓋戳記，官府留存的賑濟底冊上也要加蓋戳記。放賑完畢後，要將放賑糧食銀錢數目、戶口、姓名、月日等賑災情況公開告示，並須造冊、蓋印，以備日後上司抽查。
這一套救災製度規定得相當細致，基本上保證了賑災過程的正常進行，也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製經辦官員冒賑貪贓的作用。加上清廷對在救災中違法的官吏處罰很重，如有貪汙救災錢糧者，以坐贓論處，連同裏長甲首，一同問罪。侵吞救災物資和銀款嚴重者，則往往會被處以極刑。然而，膽大包天的王亶望上任甘肅布政使後，視救災製度形同虛設，他更是一手創建一整套更為嚴密的集團貪汙體係。集團作案的風險相當大，如果沒有全體官員的集體配合，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此，王亶望的第一步，就是將包括總督勒爾謹在內的每一個甘肅官員都拖下水，變成他的共犯。
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季，早有準備的王亶望向朝廷謊報秋災，請求朝廷允許放糧賑災。甘肅當年收捐成效顯著，收捐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準備賑災，乾隆皇帝當然照準。於是，一場大騙局正式上演。
甘肅各州縣地方官員紛紛虛報災情，並想方設法地多報成災分數和災戶，以多報銷銀兩。但最終成災分數和災戶數目都是由王亶望一個人說了算。當然，他本人是不會親自往“災區”察看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災區。他的原則是：凡是平時對他巴結行賄多的州縣，他就讓其多報，對他行賄少的州縣則不準其多報。而各州縣領回的銀兩，也並沒有買補糧食歸倉。到放賑時，也沒有官員監視。這樣，王亶望和各級官員共同貪汙，中飽私囊，順利將民間的捐銀放進了自己的腰包。甘肅省自總督勒爾謹以下，到地方州縣，大小官員均給分肥，幾乎人人有份兒，其中以王亶望得贓銀最多。
初次嚐到了甜頭後，王亶望的膽子和胃口越來越大，繼續折色收銀，還有意將收捐數目越報越多，以求將更多的捐銀貪汙進自己的腰包。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乾隆皇帝批準甘肅重開捐監開始，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在三年的時間內，王亶望上報的捐糧多達六百多萬石，捐監生人數達十八萬餘名。而陝西省依照甘肅省之例開捐監，從乾隆四十年（1775）到四十五年（1780），五年時間才報捐監生九千六百餘名。王亶望所報捐糧數目和監生人數創下了多項紀錄，不但在甘肅省前所未有，為曆史最高，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也是首屈一指。我們隻要看看清朝甘肅一省農業收入的情況，就知道六百多萬石的捐糧數目是多麼驚人了。當時，甘肅全省在冊田地有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餘頃，可征田賦銀二十八萬餘兩、糧五十二萬餘石，銀糧合算不過征糧八九十萬石，因而這收捐得來的六百多萬石的“監糧”，是甘肅省全年賦稅的七到八倍。
正因為甘肅收捐“成就”驚人，乾隆皇帝大喜過望之下，深感王亶望不負所托，多次褒獎有加。隻是，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所謂六百萬石捐糧，竟然完全是紙上之數，官倉中一粒米都沒有。當然，按照王亶望所報，這三年內，甘肅省年年發生“特大旱災”，這六百萬石完全不存在的捐糧，也全部按照王亶望的請求成為賑災糧食，在“勘災底冊”上發放給了“災民”。六百萬石糧食來無影、去無蹤，全部是紙上談兵，可謂天衣無縫。
除了冒賑吞沒六百萬石捐糧外，王亶望猶不知足，還想了許多方法來冒領國庫帑銀。他先是謊稱需用捐糧賑濟甘肅各地，還需要腳價銀（運費）四萬兩，以募集役夫運糧。當然，這腳價銀也毫無例外地落入了他個人的腰包。又借口收捐糧太多，倉庫不夠，請求在二十六個州縣添建新倉庫。戶部為此批準用銀十六萬一千八百餘兩，也全部被甘肅官員分肥分掉。幾乎所有的甘肅官員都卷入了這場貪汙大案，從上到下，無官不貪。
因為冒賑的關鍵環節完全憑王亶望一句話，甘肅各州縣地方官員為了多報受災分數，紛紛投其所好，向王亶望大行賄賂之事。僅皋蘭縣一縣，知縣程棟便每年送給王亶望兩萬兩白銀。有一年冬天，王亶望趕蓋一處新居，為了讓王亶望盡早住進去，程棟不顧天寒地凍，下令工匠趕修，竟然不惜成本地用熱水和泥，為此耗費白銀兩萬兩。
王亶望除了對行賄者來者不拒外，還經常主動向下級官員張口：金縣知縣邱大英曾被索取白銀一萬一千四百兩；平番知縣何汝楠被勒索白銀一萬八千兩。對於那些事先不使銀子當“敲門磚”的官員，王亶望均不予接見。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鞏昌府知府潘時選到蘭州求見王亶望未果，後經“高人”指點迷津，奉上了一千兩銀子作為見麵禮，這才見到了王亶望。當地人為此編了個順口溜唱道：“一千見麵，兩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花上一千兩銀子，才能見到王亶望一麵；花上兩千兩，王亶望大人或許會請他吃個便飯；掏出三千兩銀子，那麼王大人就會賞臉一起射箭娛樂一下，表示關係更加親密一層。
在收受賄賂的形式上，王亶望也花樣百出，要求行賄官員一定要掩人耳目，於是金縣知縣邱大英將白銀藏在食物中送入布政使司，西寧縣知縣詹耀磷則將銀子裝在普通竹籃中。為了便於向地方勒索財物，王亶望公然下令各州縣在蘭州設立一直為朝廷明令禁止的“坐省長隨”，隻要他有所需求，立即命坐省長隨通知各州縣，如此得到的財物多不勝數，就連王亶望本人後來也承認自己得屬員銀兩財物甚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王亶望三年俸滿，升任浙江巡撫，離開甘肅時，隨身帶走的財物需要數百頭騾子來馱，除了銀兩外，還有古董、皮張、衣服等，可以說是滿載而去。
［清朝製度，官員任職滿一定年限可酌情升調，稱為“俸滿”。京官以曆俸二年為俸滿。外官分腹俸或邊俸：腹（腹地）俸五年俸滿；邊（邊區）俸三年俸滿。］
自王亶望上任甘肅布政使，立即著手策劃了曆史上最大的一起貪汙冒賑案，到三年後王廷讚接任，這一省大小官員上下一心、集團貪汙，出現了長期腐而不敗的局麵，實際上是與清朝的官員選拔機製息息相關。
清朝製度，每逢寅、巳、申、亥年進行“大計”，即對所有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評估，由此作為獎懲的基準。具體流程是：每一級地方官員均由其直接上級寫出評估報告，然後呈交給一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報告上附上各自的“考語”（評語）後，再轉呈總督或巡撫。總督或巡撫審核後或批準或修正評估意見，再上交吏部。受到上司推薦的官員自然麵臨褒獎、升職；而受到上司彈劾的官員則會立即交吏部議處，麵臨奪俸、降級、革職的處罰，甚至會被永不敘用；而既不被推薦又未被糾劾的則可以留任原職。這一套官員選拔機製，即所謂的“伯樂製”。
前麵提過，清朝捐納製度盛行，導致仕途競爭激烈，地方官員每上升一級更加困難。而在“伯樂製”下，官員不是民選出來的，官員的前程不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而是掌握在其上級手中。官員的提拔也沒有客觀標準，完全由頂頭上司的喜好決定，下級官員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上司之手，想要獲得升遷或保住官位，就必須全力博取上級的歡心。如此一來，下級向上級巴結、逢迎、獻媚、送禮、行賄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選。官員不想盡辦法貪汙，就沒有財力向上司行賄，不行賄也許就無法保住官職或者被降職。如此循環下來，每一級官員都是其上級的行賄者，又是其下級的受賄者。順治朝刑科右給事中任克溥（其人其事參見第一章《科場案》）曾經談到官場風氣時說：“官員的十分精神，隻有三分辦政事，七分都用來奉迎上司。”可謂一針見血。在這種官員選拔體製下，貪汙腐敗根本就無法清除，真正清廉的官員就必然鳳毛麟角。
就拿王亶望本人來說，他本人是甘肅冒賑案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賄者，又主管甘肅省內官員的升遷調動，甘肅各地方官紛紛大拍馬屁，向其行賄，但他也還另有一重行賄者的身份。朝中有人好做官，深明此理的王亶望每年也要花巨資在朝中打點，重臣如於敏中等都曾收過他的賄賂。
再拿王亶望的繼任者王廷讚來說，他本來是一個清官，但在發現了甘肅官員大規模集體貪汙的問題後，也被迫同流合汙。原因很簡單，他想保全官位或者將來得到升遷就必須加入到這個貪汙集體中去，不這樣做的話，作為異己的他根本無法在甘肅官場容身，因為他的上級、同僚、下級會擔心他揭發此事，會想方設法地設計陷害他、鏟除他。在一個集團作案、共謀貪汙的泥潭中，他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搞不好連命都沒了。正因為王廷讚是個聰明人，看清了官場的本質，所以他才非常地“識時務”，在嚴峻的形勢麵前，立即毫不遲疑地表態，步王亶望的後塵，加入了集體冒賑貪汙的行列。
歸根到底，甘肅官員集體貪汙的根源還是清朝的官員選拔機製。王亶望之能事，就在其人充分利用了這一官場規則，創造了一個共謀貪汙的體係，而且已經完全流程化了，有組織，成係統，像金字塔式的食物鏈，運行得高效而完美。整個甘肅官場中，所有的知情者都成了共犯，從中得利，相互庇護。如此貪腐的格局，沒有強大的外來力量，是很難打破的。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場清朝曆史上最大貪汙案後來敗露的緣由，竟然就是王廷讚本人上書給乾隆皇帝的一道奏折。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王廷讚正式接任甘肅布政使後，不但繼承了王亶望的那一套，還於上任後不久下令在原來多收的一兩雜費銀的基礎上又多收一兩銀子。當然，他新嚐做貪官的滋味，還遠不如王亶望老辣，多收了錢，表麵若無其事，心中卻還是有所顧慮，生怕人們議論說閑話，便暗地派親信王長隨出去打聽監生們的動靜。
好不容易等到王長隨回到衙門，王廷讚迫不及待地問道：“監生們對收捐時加收一兩雜費銀可有異議？”王長隨笑道：“大人增添此項費用時便已經說明，這一兩銀子是專款專用，專門作為布政使司衙門紙張之用。監生們不過為朝廷多出一分力，怎麼敢有異議？”王廷讚這才放了心，點頭道：“如此就好，千萬別讓監生們說了閑話。”
王長隨道：“收捐一事，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誰敢說閑話！自大人上任以來，成效還在前任王亶望大人之上，如今不僅省去戶部每年撥白銀百餘萬兩的煩費，而且弊絕風清，倉儲充裕……”王廷讚卻有些不耐煩起來，粗暴地放下手中的賬簿，不再理睬王長隨，起身離開了大廳。
片刻後，王廷讚又轉身出來，發布了一道令王長隨瞠目結舌的命令：即將各屬坐省長隨全部驅逐出蘭州城，其中幾個民憤極大的長隨予以逮捕監禁審查。更令人驚訝的是，這道命令後來還的的確確地執行了，可以被視作王廷讚由清官轉變為貪官過程中的最後一點掙紮。
此後，王長隨也恢複了王亮侯的本名，開始著手幫助王廷讚進行資產運營生息事宜（類似當今的投資），頻繁來往於西北和北方，他長隨的身份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這一年的七月，甘肅累報捐糧七百多萬石。也就是說，王廷讚一上任就“成效卓著”，一個月就收了數十萬石的捐糧。遠在京城的乾隆皇帝終於再次對甘肅捐監起了疑心，特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揚阿到甘肅勘驗捐收監糧。
袁守侗，字執衝，山東長山（今山東鄒平）人。乾隆九年（1744）中舉人，後當過軍機處章京，久任吏、戶、禮、刑諸部侍郎、尚書，號稱清朝十大清吏之一。正因為他為官正直清廉，曾先後五次被乾隆皇帝派為欽差大臣，專門出京查辦封疆大吏和軍隊高級將領的貪汙案件。其經手查辦和參劾的重臣有雲南布政使錢度、雲貴總督彰寶、原定邊右副將軍、一等侯富德等，這些人均因為被袁守侗查實罪行，相繼正法。乾隆皇帝派出這樣一位有極好反貪記錄的能臣前往甘肅，充分顯示他的懷疑以及一定要了解真相的決心。
不料，之前曾經接受過王亶望賄賂的軍機大臣於敏中等人預先派人趕到甘肅向陝甘總督勒爾謹和甘肅布政使王廷讚報信。勒爾謹和王廷讚聞訊後大驚失色，經過一番商議後，立即開始行動，準備應付欽差的到來。他們先是東挪西借到了一批糧食，然後將這批糧食分成小份，各自運到各地州縣官倉。再派人將官倉糧垛的下麵用鋪板架空，然後倒進一籮筐一籮筐的糠填實，隻在糧垛的最上麵撒上一層糧食掩蓋住糠。如此，經過一番緊張的忙碌，本來一粒米都沒有的倉庫裝得滿滿當當，“糧倉滿囤”，看上去絕無任何短缺的情況。除此之外，他們還大做假賬簿，以應付檢查。
身負重任的欽差袁守侗和阿揚阿到達蘭州後，倒也盡忠職守，逐一封倉核對。但在勒爾謹、王廷讚等人的竭力掩飾下，一向精明幹練的袁守侗竟然沒有發現任何破綻，回京後還向乾隆皇帝奏稱說：“俱係實儲在倉，委無虧缺，並核對節年動用數目，亦相符合。”乾隆皇帝這才徹底釋疑，從此不再追查甘肅捐監一案。
轉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肅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回民起義。這場起義源於甘肅曠日持久的新教和舊教之爭。清廷曆來支持舊教，因此將新教創立人馬明心驅逐回籍。但事隔不久後，馬明心又潛回撒拉族傳教，導致新教、舊教矛盾急劇激化，後來升級到武力械鬥。馬明心的得意弟子蘇四十三和韓二個率領一千餘新教眾攻入老教區，殺死了哈爾戶長韓三十八，公然與舊教爭奪地盤和信徒。
舊教教首見新教勢大，便派韓三十八的兒子趕去蘭州向陝甘總督勒爾謹求救。因為新教、舊教爭鬥已久，勒爾謹也沒有太當回事，事先沒有查明強弱眾寡情形，即派新任蘭州知府楊士璣（原蘭州知府蔣全迪已經調到浙江任寧紹台道）會同河州副將新柱、皋司（按察使）福菘帶著四十餘名兵丁前往撒拉族地區查辦。
三月十八日，河州副將新柱先行前往舊教教區打探情況。新教蘇四十三等人聽說後，假扮成舊教，搶先出迎，想借機打聽官府的動態。新柱以為對方是舊教教徒，便表態說：“新教若不遵法，我當為汝老教做主，盡洗之。”（《循化誌·卷八·回變》）意思是官府要為舊教做主，如新教不守法令、不遵約束，就將斬盡殺絕。蘇四十三等人聽了大為憤慨，決議武裝暴動，當日晚殺死了新柱。次日淩晨，蘇四十三又率眾攻占旗台堡，殺死蘭州知府楊士璣等人，正式發動了反清起義。
三月二十一日，蘇四十三率兩千餘人攻占了河州城（今甘肅臨夏東北），殺死知州周植和都司李琦等官吏，奪取了大批馬匹槍械。陝甘總督勒爾謹得知後大為恐慌，一麵派西寧鎮副將貢楚克連爾率五百清兵扼守狄道（今甘肅臨洮），截住蘇四十三義軍歸路，一麵急調固原、涼州、甘州、西寧、肅州五提鎮兵兩千人赴河州剿捕。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甘肅布政使王廷讚對叛亂事件也格外關注，雖然這並不是他的職權範圍。他接任布政使近四年了，毫無保留地繼承了前任王亶望的貪汙“事業”，但卻也從來沒有睡過一天好覺。眼看著原布政使王亶望升為了浙江巡撫，原蘭州知府蔣全迪調到浙江任寧紹台道，原皋蘭知縣程棟捐官升為刑部員外郎，都是盡可能地遠離甘肅這個是非之地，越發想要效仿這些“聰明人”，早日調離甘肅。如果這次平蘇四十三之亂有功，高升自然指日可待，也就可以早日離開甘肅了。
蘭州府通判謝桓見王廷讚在平叛民起義一事上格外花工夫，便出了餿主意：不如將當時正在安定老家的馬明心抓捕到蘭州，作為人質，這樣蘇四十三就不敢輕舉妄動。王廷讚聽了深以為然，立即劄飭安定縣知縣黃道燛將馬明心及其兒子、女婿三人逮捕，並連夜押解到蘭州，關進大獄。不料，事態反而因此越發激化。蘇四十三和馬明心的義女賽利麥（撒拉族人）等人聽說馬明心被官府逮捕後，立即率義軍日夜兼程進逼蘭州，並占領了城西南的華林山。
三月二十七日，回民義軍兵臨蘭州城下。蘇四十三要求勒爾謹立即釋放馬明心，揚言若不依從，便要立即攻打蘭州城。其時，義軍有數千人，且士氣正旺，而蘭州城內空虛，隻有清標兵八百名。勒爾謹和王廷讚都是虛有其表之徒，哪裏見過這等陣仗，嚇得不知所措。百無對策之下，勒爾謹隻好一麵派人緊急向朝廷求援，一麵抱怨王廷讚不該抓來馬明心，以致引火燒身。這倒提醒了王廷讚，決意利用馬明心來退敵。
當時，蘇四十三正率軍猛攻蘭州城西門。王廷讚命人將馬明心押上城頭，用馬的兒子和女婿生命威脅，要他勸蘇四十三退兵。結果，馬明心一出現在城牆上，城下的義軍立即都滾鞍下馬，向他跪拜，稱他為“聖人”，一起誦新教經。馬明心被逮捕後還遭受了苦刑，兩腮胡須均被拔掉。城下義軍見他麵容憔悴，均揮淚如雨，泣不成聲。於是，馬明心“俯向城下作番語數語，色甚厲，俄挽頭上巾擲城下”。
由於馬明心講的是“番語”，旁人不了解到底說了什麼，因而說法頗多。一種說法是馬明心遵從官府的要求，讓蘇四十三退兵，但因為距離太遠，蘇四十三沒有聽清；另一種說法是，馬明心不畏強權，臨危不屈，要求蘇四十三等人堅持抗清。但無論馬明心說的是什麼，城下義軍均是至恭至敬，尤其是撿到馬明心丟下的頭巾後如獲至寶，爭相撫摩不已。王廷讚、勒爾謹等官員對此深以為懼，又見蘇四十三依舊圍城不走，擔心馬明心在蠱惑人心、妖言惑眾，一旦放虎歸山，勢必釀成更大禍亂，於是當眾將六十三歲的馬明心殺害。馬明心後被追尊為束海達伊，意為殉道者的領袖。
如此一來，事情再無斡旋餘地，蘇四十三率領義軍加緊攻城，要為馬明心報仇雪恨。王廷讚、勒爾謹等隻能閉城苦守，等待援軍到來。此時，突然天降傾盆大雨，連日不絕，蘇四十三見一時無法得手，便暫時放棄攻城，率軍退駐華林山。甘肅官員素以“連年旱災”冒賑貪汙，值此關鍵時刻，竟然是一場大雨挽救了他們，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諷刺。
就在王廷讚、勒爾謹等人恃城與義軍對峙、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清廷緊急調派來赴援的大軍前鋒已經趕到蘭州。這前鋒不是別人，正是眷寵日隆的和珅。乾隆皇帝得知甘肅發生了回民起義後，立即派戶部尚書和珅為欽差大臣，率蒙古紮薩克親王拉旺多爾濟（娶乾隆皇帝第七女固倫和靜公主，公主為嘉慶帝同母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等人前去鎮壓。
和珅時年才三十一歲，可謂意氣風發。五年前，他不過是個普通侍衛，如今的他可是今非昔比，除了擁有戶部尚書的頭銜外，還兼任議政大臣行走、禦前大臣、補鑲藍旗滿洲都統、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四庫館正總裁，兼辦理理藩院尚書事。其升官速度之快，官階之高，兼職之多，權勢之大，令整個朝野為之側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前，和珅還與乾隆皇帝成了兒女親家，他的兒子被乾隆皇帝賜名豐紳殷德（滿語為“富壽綿長”之意），指婚為十公主（即固倫和孝公主）的額駙。
［固倫和孝公主為乾隆皇帝最幼女。按照清朝製度，固倫公主品級與親王相當，隻有皇後所生之女才能受封，其他嬪妃所生之女隻能封為和碩公主，品級隻相當於郡王。和孝公主的母親雖然隻是個普通妃子，但因為所生公主相貌酷似乾隆，最為乾隆所鍾愛，所以破例加封為固倫公主。乾隆甚至曾經對固倫和孝公主說：“汝若為皇子，朕必立汝儲也。”（清·昭梿·《嘯亭續錄》昭梿為努爾哈赤次子禮親王代善的第六世孫）和孝公主性情剛毅，好武藝，極富英武之氣，能挽十力弓，經常跟隨乾隆外出遊獵。尤其難得的是，她對其公公和珅的所作所為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曾經對駙馬豐紳殷德說：“汝翁受皇父厚德，毫無報稱，唯賄日彰，吾代為汝憂。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
關於和珅受寵的原因，說法不一，這裏不多加討論，但自從他從侍衛中被乾隆皇帝慧眼識中後，終乾隆一朝，恩寵不衰。就拿乾隆皇帝此次派和珅到甘肅來說，和珅從來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跟隨和珅出征甘肅的海蘭察、額森特等人均是身經百戰的著名猛將。顯然，乾隆皇帝派和珅到甘肅，意在讓他立功，打算借此機會將其推上軍機處的寶座。
深謀遠慮的乾隆皇帝為了以防萬一，還特意下令正在浙江督辦海塘河工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阿桂（滿洲正藍旗人，大學士阿克敦子）火速趕往甘肅支援。阿桂長期戍守西北邊疆，熟知兵事，戰功赫赫。當然，在刻意的安排下，和珅先行率軍趕到蘭州，打算在阿桂到來之前一舉剿滅蘇四十三，建立奇功。但他不懂軍事，貿然分兵四路進擊，其他三路分別由拉旺多爾濟、海蘭察、額森特率領，他自己親率一軍。不料其他三路均有小勝，唯獨和珅一軍在先勝的情況下冒險輕進，被義軍利用有利地形大敗，清總兵圖欽保也在此戰中陣亡。
敗績很快就傳到京城。和珅為了推脫責任，謊稱是海蘭察、額森特等人先戰取勝，沒有與他呼應，這才導致清軍受挫。本來乾隆皇帝心如明鏡，知道和珅不懂軍事，現在又見他不肯承認過錯，勃然大怒，說：“伊二人（指海蘭察、額森特）先行打仗，並無不是之處，和珅邃行之章奏，豈行走遲延者反為功乎？若令朕顛倒是非，申斥無過之人，朕不為也。”嚴厲斥責了和珅，將其降三級留任。剛好此時阿桂抵達軍營，問起失利原因，和珅又謊稱是軍中兵驕將悍，不聽他指揮，才導致吃了敗仗。阿桂當即在轅門點兵，“每呼一將，調撥屯戍，輒應如響”。一旁的和珅見到阿桂軍令如山，眾將無不凜然奉令，臉色不禁越來越難看。偏偏阿桂有意問道：“諸將初不見其慢，尚方劍不知誅誰之頭耶。”意思是說，我沒有看見哪位將軍如你所言簡慢不聽指揮，那麼尚方寶劍該砍誰的頭呢，暗指該對戰敗負責任的是和珅。和珅這才“戰栗無人色”，再不敢出聲。但自此以後，和珅對阿桂懷恨在心。
阿桂到達軍營後，措置始有條理，局麵有所扭轉。乾隆皇帝認為阿桂“一人足辦賊，和珅在軍事不歸一”，下令將前線軍事交由阿桂全權指揮。和珅作為敗軍之將，在軍中威信全無，早就待不下去了。乾隆皇帝也有相應安排，下諭說：“朕起鑾熱河，為期亦近，禦前領侍衛大臣、軍機大臣等扈蹕者現亦無多，令和珅速行馳驛回京。”連乾隆皇帝都要為和珅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台，他對和珅的寵愛由此可見一斑。
［阿桂趕到甘肅後，清軍與回民義軍對峙的局麵為之一變，回民義軍全麵退往華林山一帶。阿桂派出重兵圍困華林山，斷絕了山上的水源，還拋投火彈，將華林山清真寺的房屋盡行燒毀。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清軍冒大雨進攻，蘇四十三等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血戰而死。義軍全部戰死，無一投降者。蘇四十三起義雖然失敗，但回民新教創始人馬明心在回民中的巨大影響並未就此消失，此後百餘年的民族糾紛即由此而起。］
然而，朝廷大軍與一小撮散兵遊勇似的義軍交戰，竟然吃了敗仗，還有一名正二品的總兵陣亡，顏麵無存，總得要有人站出來背黑鍋。既然皇帝依舊寵信對吃敗仗負有直接責任的和珅，陝甘總督勒爾謹就該著倒黴了。乾隆皇帝盛怒之下，將火氣都發在了勒爾謹身上，認為他在馬明心、蘇四十三一案中坐失時機，辦理謬誤，致使蘭州被圍，天威受損，下令將其革職抄家，並立即押赴京師，等候處理。
在查抄勒爾謹家產時，發現金山銀海不計其數，這倒也不足為奇，令人驚訝的倒是在其管門家人曹祿房中抄出了近兩萬兩白銀及金器等物。後經審訊，曹祿供稱是曆年任管門家人時所積門包營運生息所致。乾隆皇帝為此特意下旨，命各督、撫、府、道今後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也不許設立管門家人。乾隆還強調此項規定要每年彙奏一次，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該督撫欺飾之罪絕不寬貸。
勒爾謹被革職查辦後，甘肅省大小官員以王廷讚為首，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眾人齊聚布政使司衙門蒞事廳，一起商議對策。隻見王廷讚坐在椅子上，表情嚴肅，若有所思。其他官員圍在他的周圍，有的焦慮不安，有的失魂落魄，完全沒有了官老爺的威風勁兒。
等了半天，始終不見王廷讚開口，蘭州道道台秦雄飛終於忍不住了，哭喪著臉道：“藩台大人，您倒是想個法子呀！勒爾謹大人一倒，我們個個是危如累卵啊。”皋蘭縣現任知縣蔣重熹也問道：“是啊，藩台大人。回亂尚未盡平，蘇四十三到現在還占據著華林山，皇上這麼快就下旨將勒爾謹大人革職查辦，會不會是已經發現了捐監冒賑的端倪？”眾人一時附和不已。王廷讚急忙道：“大家別慌！勒爾謹大人被革職，完全是因為蘇四十三的事，跟捐監無關。”
不料蔣重熹卻緊接著說出了王廷讚最擔心的問題：“勒爾謹大人這一去，還不知道下一任陝甘總督是誰。萬一……萬一……”他的話因為恐懼沒有說完，但言下之意卻是人人都聽明白了。不管新一任陝甘總督是誰，捐監冒賑的蓋子是捂不住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將新總督拉下水，可萬一新總督是個清官，這可就難辦了。
眾人一時麵麵相覷，都將目光集中在王廷讚身上。王廷讚自己心中也是直打鼓，但還是強作鎮定道：“各位大人也別自己嚇自己了，我這就派人到朝中去打探消息。大家先各自回去，等候消息吧。”眾人這才略微放了心。
臨走前，秦雄飛又訕訕地道：“藩台大人，現在您可是群龍之首，我們唯您馬首是瞻，您可千萬別拋下我們不管啊。”眾官員連連道：“是啊，是啊。”王廷讚擺擺手，不耐煩地道：“大夥兒放心，咱們是一根線上的螞蚱，誰也跑不了。”
眾官員又議論了一番下一任陝甘總督的人選，這才各自散去。蒞事廳中一下子靜了下來，王廷讚的心中卻開始翻江倒海。原本以為蘇四十三叛亂事件是自己立功的大好機會，可誰想到會造成如今的局麵。現在倒好，該到朝中找誰打聽消息呢？這個人必須得是自己人才行。於敏中已經於去年病死，是靠不上了。朝廷派來甘肅的大學士阿桂素有清名，斷然不可能成為自己人。尚書和珅年紀輕輕，正是皇上眼前的紅人，聽說他倒是貪財，可自己與他素無交往，而且正是此人在去年查處了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汙案。在這個關鍵時刻，還是要小心點好。還有新一任的總督人選，會是誰呢？情
［關於於敏中之死，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說他其實是被乾隆皇帝變相賜死。當時於敏中患有小病，請假在家休息，乾隆皇帝派人送去人參等補品的同時，還有意賜了一床陀羅經被。陀羅經被又作陀羅尼經被，以白綾製成，上印藏文佛經，字作金色。在清朝時，隻有王公重臣薨時皇帝才會賜此被。於敏中何等聰明，當即“悟旨”，知道皇帝希望他死，於是主動飲鴆身亡。乾隆皇帝賜病中的於敏中以陀羅經被確有實事，再聯係當時朝中的局勢，這種說法推斷起來不無道理。當時和珅資曆尚淺，於敏中掌軍機首輔之位，權力極大，而當年乾隆皇帝正要南巡，大概不放心留於敏中在朝中，於是有意賜死，以絕後患。於敏中死後，乾隆皇帝還是做足了麵子上的事，賜諡“文襄”，隆重祭葬，讓他入祀賢良祠，還寫詩痛悼說：“遺疏不堪視，挽詞哪可忘；悲今如伯施，述古歎文皇。”事隔不久，於敏中之孫於德裕突然到官府控告堂叔於時和侵吞了祖父在京的資產，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視，結果調查之下，發現於敏中在京城和原籍江蘇均留有巨額資產，值銀二百萬兩。乾隆皇帝震驚之下，將於時和發往伊犁充軍，於敏中遺貲中隻留了三萬餘兩白銀給於德裕，其餘全部充公。不過對於已經死去的於敏中，乾隆皇帝特意諭示要保全他的名節，不必再追究生前之罪。一直到後來甘肅捐監冒賑案敗露，王亶望供認曾向於敏中大行賄賂之事，這才惹怒了乾隆皇帝，削奪於敏中子孫的世職。後來又將於敏中撤出賢良祠。］
正苦思無策之時，王亮侯疾奔進來，嚷道：“有消息了！新一任的陝甘總督是李侍堯！”王廷讚大為意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李侍堯？”
難怪王廷讚感到震驚了，這李侍堯因為犯了貪汙罪，被判“斬監候”，正在刑部坐牢。李侍堯本人出身名門，頗有來頭，其四世祖李永放為清朝開國元勳，娶努爾哈赤孫女，稱“撫順額駙”。他本人“短小精敏，過目成篇。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望，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從皆悚懼”。如此精明幹練、才略出眾的人物，自然深得乾隆皇帝倚重，先後被委任兩廣、湖廣、雲貴三省總督。
此人能幹歸能幹，卻也是大貪官一個。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派和珅為欽差大臣，查明了李侍堯在雲貴總督任上貪贓枉法的事實。和珅建議將李侍堯“斬立決”。乾隆皇帝愛惜李侍堯才幹，有意網開一麵，故意不批準“斬立決”的決議，讓和珅等人再行商議。安徽巡撫閔鶚元領悟了乾隆的本意，上書奏請說：“侍堯曆任封疆，幹力有為，請用儀勤議能之例，寬其一線。”乾隆皇帝遂順水推舟，施予特恩，改判李侍堯為斬監候，不過也是監而不斬，隻將他家產籍沒，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結果離他被定罪不到幾個月時間，便被選中代理陝甘總督，東山再起，重登封疆大吏的位子，由此可見乾隆皇帝對其人的器重。
確認了李侍堯確實就是新任署理陝甘總督後，王廷讚倒感到希望來臨了，因為李侍堯從來就不是什麼清官，也許完全可以用當年王亶望拉勒爾謹下水的方法，如法炮製地拉李侍堯下水。不料剛剛將這意思一說出來，王亮侯立即連連搖頭道：“藩台大人萬萬不可如此！他李侍堯當然不是清官，不過，我們卻絕對沒有辦法拉他下水。”王廷讚奇道：“為什麼？”王亮侯道：“大人想想看，李侍堯本來是被判了死罪的，現在皇上格外開恩，讓他來代理陝甘總督，他心中感激聖恩，必然傾盡全力辦事，以求將功贖罪。以他的性格和手段，一旦發現了蛛絲馬跡，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最後還要巴不得我們這些人個個人頭落地，這樣方顯得他辦事精明。”
王廷讚恍然大悟，暗罵自己糊塗，見識尚且不如一個長隨。他想了想，又征詢地問道：“那依你之見，該如何是好？”王亮侯微微一笑，道：“既然是李侍堯來代理陝甘總督，且無法為大人所用，大人當然就要去找李侍堯的仇家來幫忙了。大人想想看，如今普天之下，李侍堯最痛恨的人是誰？”王廷讚眼睛一亮：“是和珅。”
和珅此時眷寵正隆，之前將雲貴總督李侍堯拉下馬，就連李侍堯在京師中最豪華的一處宅邸也被乾隆皇帝賞賜給和珅作為十公主府邸，二人由此結下了不解深仇。但和珅剛剛吃了一場敗仗，又被阿桂挫了風頭，實在沒有顏麵在甘肅多留。剛好乾隆皇帝讓他護駕熱河，正要順勢打道回京之際，王廷讚的使者王亮侯攜帶大批禮物到了。寥寥幾句交談，精明的和珅便明白了其中的究竟。對於這送上門來的大禮，他當然沒有理由拒絕，還欣然表示願意為王廷讚出謀劃策，指點迷津。
之後，和珅帶著王廷讚奉送的大批禮物返回京城，王廷讚則按照和珅的指點，一麵將賬簿改頭換麵，盡量減少破綻，一麵主動上奏朝廷說：“臣曆官甘肅三十餘年，屢蒙皇上格外開恩，不次擢用，薦曆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報……在用兵之際，需用浩繁，臣情願曆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當時，清廷為了平定蘇四十三，急調連城、涼州、陝西等地清兵馳赴甘肅，數萬大軍會聚蘭州，軍費兵餉一時間就成了大問題。和珅給王廷讚出的主意，就是讓他趕緊主動捐出一些錢來，資兵餉，賑貧民，博取名聲，以掩人耳目。
然而，急於擺脫困境的王廷讚實在太急於求成了，一下就捐出了四萬兩白銀，殊不知這樣反而自曝其短。清承明製，官員俸祿微薄，一品大員一年俸銀僅有一百八十兩、祿米一百八十斛。布政使為從二品，一年的年薪隻有一百五十五兩、祿米一百五十五斛，就算加上養廉銀，也絕計不超過萬兩。王廷讚當上布政使不到四年，要支付曆年辦公、家用開支，已經是不小的數目，卻能一下子拿出四萬兩銀子來充軍餉，家道如此充裕，實在令人起疑。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讚請資兵餉的奏折後，表麵上嘉獎王廷讚忠心可嘉，但心中卻已經開始犯嘀咕。不過此時，他還沒有馬上想到這四萬兩銀子會與甘肅捐監有關。
［清朝官員俸祿低微，導致了大小官吏普遍貪汙受賄的狀況。雍正皇帝即位後，為了根治日益敗壞的吏治，建立了“養廉銀”製度，即對各級官吏實行“低俸祿，高養廉”的政策，在俸祿外增發數額較高的生活補貼金，以使“各官俱有養廉足資”，希圖以此來杜絕貪汙。養廉銀的數額大大高於正俸，多出數十倍甚至百數十倍。據《大清會典》所載：地方官員中，總督養廉銀一般為一萬三千兩到兩萬兩，巡撫為一萬到一萬五千兩，布政使為五千到九千兩，按察使為三千到八千兩，道員為一千五百到六千兩，知府為八百到四千兩，知縣為四百到兩千兩。］
恰好在這個時候，和珅回到了京城。他擔心被乾隆皇帝切責遷延誤事、殆誤軍機，煞費苦心地為自己尋找借口。他當然不敢再說是海蘭察、額森特等勇將的責任，於是改口說一進甘肅就大雨連綿，勢甚霶霈，連綿不止，道路泥濘，導致大軍難行、戰事不利。與和珅不謀而合的是，大學士阿桂也因為怕被冠上“師久無功，難辭其咎”的帽子，從前線上奏折訴苦，說甘肅當地“大雨竟夜”。乾隆皇帝何等精明之人，一下就想到過去幾年甘肅年年上報旱災、申請用捐監糧賑災，為什麼單單今年多雨水？再看看甘肅近來發生的事情：陝甘總督勒爾謹管門家人曹祿房中即抄出兩萬兩白銀，甘肅布政使王廷讚主動捐銀四萬兩作為軍餉，這些銀子肯定不是正常渠道得來的。而就在不久前，浙江還發生了一件大事：王亶望主動獻銀五十萬兩，充修建海塘公費。因為王亶望剛剛被人參過，如此巨大數目的銀兩，如果得自浙江巡撫任上，必然早被人揭發了，隻有一種可能，這五十萬兩白銀來自王亶望的甘肅布政使任上。三事聯係起來，乾隆皇帝終於開始疑心甘肅捐監一事定有重大弊端。
在乾隆皇帝對甘肅捐監一事起疑心之前，王亶望已經因為其他事情失去了乾隆的信任。乾隆四十五年（1780），號稱中國曆史上最能花錢的乾隆皇帝再次南巡。時任浙江巡撫的王亶望知道皇帝性好揮霍，喜歡講排場，為了討好乾隆，不惜花費巨資大修特修樓台殿閣，張燈結彩，備極方物。其奢侈程度，就連乾隆皇帝看了後也覺得實在過分，特意說：“省方問俗，非為遊觀計。今乃添建屋宇，點綴燈彩，華縟繁費，朕實所不取。”（《清史稿·卷三三九》）意思是說我巡視地方是為了了解風俗，不是來遊覽觀賞的，但卻因此而添建房屋，點綴彩燈，如此繁華的裝飾，這是我實在不能接受的。王亶望見到皇帝斥責，急忙說這是嘉興知府陳虞盛所為，陳虞盛為此被免職。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乾隆皇帝真的就希望節儉，他表麵上訓斥告誡了王亶望，內心其實很高興，以王母鄧氏年逾八旬為由，下諭賞賜禦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不巧的是，鄧氏剛好在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製度，王亶望該回家鄉山西丁母憂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離開浙江巡撫的肥差，於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請求治喪百日後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準，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職，浙江巡撫改由李質穎擔任。不久，李質穎與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見不一，李質穎便上書彈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讓妻、子還鄉奔母喪，同時還揭發了王亶望辦理海船事務時大肆收受商人賄賂並接受他人饋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後甚為重視，派大學士阿桂等人調查。王亶望當然矢口否認，而李質穎拿不出真憑實據，承認所奏不過是得自傳聞。於是，乾隆皇帝對此案最後的結論是“王亶望尚無情弊”，不過是李質穎與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質穎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撫改由閩浙總督陳輝祖兼任。顯然，此時此刻，乾隆皇帝還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轉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學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發現了杭嘉湖道王隧和原嘉興知府陳虞盛貪縱不法、虛報經費的情況，立即上疏揭發。因為王亶望任浙江巡撫時，王燧、陳虞盛均為其親信，乾隆皇帝敏銳地意識到王亶望也脫不了關係，下令逮捕王燧嚴審，尤其要查清王亶望與王燧有無“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後十分恐慌，急忙自請罰銀五十萬兩，充作修建海塘公費之用。乾隆皇帝答應了王亶望所認罰銀，但對如此巨額銀兩的來源不由得十分懷疑，密令阿桂嚴加查訪。阿桂自然想不到這些銀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貪汙的贓款，隻在浙江調查，因而查來查去，始終找不到有力的證據。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甘肅發生了回民蘇四十三的起義，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視線立即轉向了甘肅，王亶望的危機暫時解除了。隻是這位能事之藩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甘肅連日的大雨以及甘肅布政使王廷讚捐四萬兩白銀作軍餉將會將他連帶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綻後，立即傳諭當時正在甘肅的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暗中調查甘肅捐監一事，據實彙報。阿桂和李侍堯很快就查出了甘肅捐監從一開始就是改收糧為折色收銀的事實。時在承德避暑山莊的乾隆得知後，感覺長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精明的和珅見甘肅捐監即將出大案，便搶先向乾隆皇帝奏稱說：“王廷讚蒞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意思是說，王廷讚擔任甘肅布政使有幾年了，別說捐四萬兩軍餉，就是再多幾倍，也能輕鬆拿出來。此話十分陰險，前麵提到過，清朝官員俸祿微薄，四萬兩白銀已經是巨額錢財，和珅的潛台詞自然就是王廷讚有偏門撈快錢。乾隆皇帝聽了，竟然沒有凜然發作，而是一麵派人到甘肅召王廷讚到熱河覲見，再命阿桂和李侍堯務必嚴查甘肅捐監一案；另一方麵，又命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訊時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時，因甘肅回民起義被革職的前任陝甘總督勒爾謹已經被押解到京師，留守京師的大學士英廉奉旨提訊甘肅收捐監糧一事。不料勒爾謹早有一套說辭，稱：“我最初奏請恢複捐監糧時，並無折色收銀一事。後來風聞有折色之說，也問過當時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稱並無其事，於是我信以為真，沒有再過問。一直到王廷讚繼任，發現了問題，才告訴我王亶望在任時一直是私收折色。後來大家公議繼續折色收銀，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我也擔心各州縣不將捐銀拿去買糧，王廷讚提議交給蘭州府專辦，我也同意這樣做。這樣，這筆款項即從首府（蘭州府是甘肅首府）分發，各州縣並不解交經手。”雖然勒爾謹的供詞極力為自己開脫，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改收捐糧為折色是在王亶望任內開始的，後來冒賑更是成了他分肥的手段。
再說甘肅蘭州這邊，甘肅布政使王廷讚接到皇帝召自己去承德避暑山莊晉見的諭令後，已經意識到此行凶險難料，但聖意難違，他不得不遵命行事。但王廷讚也不是沒有絲毫行動，而是飛快寫了一封機密信件，派心腹王亮侯緊急送往位於關外盛京（即沈陽）的源有通號帽鋪，這才開始準備起程。
前往熱河，必須要經過北京。在到達北京後的當夜，王廷讚不帶隨從，一個人秘密趕去一家客棧與一個名叫王誨之的人見麵。王誨之就是源有通號帽鋪的老掌櫃，接到王廷讚的秘信後，便率領何萬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五名夥計（清代“夥計”意思很廣，包括合夥人、經營者等）火速從盛京趕來北京，已經恭候多時了。王廷讚身為朝廷大員，怎麼會與這些普通商人扯上關係呢？
原來，王廷讚不但與王誨之有聯宗之誼，本人還是源有通號的大股東，王誨之是應王廷讚之請，任掌櫃經營源有通號帽鋪。而何萬有等五人也並非普通的雇傭夥計，均是王廷讚心腹王亮侯的臨榆（今河北秦皇島）同鄉，由王亮侯引薦，成為王廷讚生意上的合股人。
七個人在房中商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快亮時，王廷讚才從房中出來，獨自離開。
外麵，東方的天空已經露出了魚肚白。王廷讚凝視著，忍不住長歎了一聲。此時，他已經知道跟隨自己多年的王亮侯在送信到盛京後即不告而別的消息。果然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不過，在他內心深處，並沒有怨恨王亮侯的背叛，而是有一種“樹倒猢猻散”的悲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王廷讚終於到達熱河，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立即遵旨詢問。王廷讚的供詞與勒爾謹如出一轍：改收折色是自王亶望任內開始，他到任後發現收銀不合體製，立即下令停止收銀，重新按收糧處理，但之後一直無人報捐，無奈之下，隻得依舊延續前任的做法。至於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則是因為考慮到各州縣辦理捐銀數多寡不齊，又擔心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食之事發生，有個統一規定的數額而已。甘肅糧價比較便宜，此數足敷定額。而之所以要將辦理捐銀交給蘭州府專辦，是因為其他各省到甘肅捐監的商民通常都是聚集在省城蘭州，改歸首府更方便報捐。蘭州府統一收捐後，會將收銀發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再按季申報，道府並加結於上。
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讚的供詞後，拍案怒斥：“所供殊不足信。”（《清高宗實錄》）特意於六月初十下諭駁斥王廷讚供詞，大意是說：甘肅收納監糧，原本是為了倉儲賑濟，理當收取本色糧食，怎麼能公然定數私收折色，而且此等嚴重違反朝廷例禁之事從無一字奏聞？如果說甘肅糧價便宜，五十五兩銀買的糧食已符定額，那麼當地必然是收成豐稔，糧源充足，怎麼還需要每年賑濟呢？如果賑災是實情，糧食必定昂貴，五十五兩銀子又怎麼能買足所定的糧數？這兩者自相矛盾，必有一方是假。
乾隆皇帝此諭詰問得十分透徹而高明，王廷讚再無法掩飾回辯。他本來還寄轉機於接受過他賄賂的和珅，不料和大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甚至還多次在公開場合威脅要對他用刑。王廷讚心頭又恨又氣，但卻不敢揭發和珅受己賄賂一事，一來於事無補；二來心中總還存了一絲僥幸，盼望和珅在最後關頭能伸出援手。
在同一時間，閩浙總督陳輝祖封存了王亶望的所有財物，但審問卻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王亶望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經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穀多，以致一任通融。”意思是說，他在辦捐過程中，確實聽說過有捐監改收糧為收銀一事，但這是其下屬私自所為，他曾經就此事責備過下屬，但後來考慮到收銀後可以補購糧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王亶望此供，不但不承認冒賑貪汙，而且將改收折色的責任全部推到其屬員身上。他還特意強調他的本意在於捐多糧多，至於分肥入己之情弊絕對沒有。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陳嚴祖時為甘肅環縣知縣，也牽涉進甘肅冒賑案，因而陳輝祖本人也有心庇護，決定就此放一放王亶望，便推辭說要等朝廷欽差工部侍郎楊魁到後，再一起嚴審王亶望。
當年六月十三日，陳輝祖關於王亶望供詞的奏折送到北京。到了這個時候，乾隆皇帝已經肯定甘肅捐監“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之事，自然對陳輝祖的作為很是不滿，但又想不出陳輝祖有什麼維護王亶望的理由（皇帝無論如何沒有想到身為知縣的陳輝祖的弟弟陳嚴祖也卷入了甘肅捐監案），認為是一直沒有找到真憑實據，所以王廷讚、王亶望等人才會不斷地狡辯、搪塞、推諉，於是傳諭阿桂、李侍堯，盛讚二人是“中外最能辦事之人”，要求二人將甘肅捐監案的內在情形迅速查明，務必水落石出。
而就在這個時候，京城發生了本篇開頭提到的六十根金條案。由於王廷讚是源有通號帽鋪東家的事眾所周知，眾人均懷疑這是他在刻意轉移財產。但由於直接當事人何萬有一直沒有被官府抓獲，旁人也無從得知真正內情，隻能是猜測而已。
六十根金條的事很快就傳到了熱河。訊問王廷讚時，王廷讚卻說這金條是他在甘肅以高價銀換的，現在看到甘肅軍需緊張，特意帶到北京來換成銀子，打算捐作軍費用的。至於何萬有，不過是他熟識的一個人，因他本人換銀不便，所以將金條托其代為兌換。
一個月後，薊州激餾客棧發現了被通緝的何萬有的屍體。他是自殺而死，並留下一封遺書。遺書徹底拆穿了王廷讚的謊言：原來這六十根金條是王廷讚自甘肅帶來，在北京交給了王誨之，王誨之又托何萬有代為保管。何萬有因風聲緊，又想到將金條藏在衣褡中，轉存到聯興帽鋪內。
除何萬有之外，幫助王廷讚轉移財產的還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四人，後來均被抓獲。通過這些人，又追查到他們的同鄉——之前為王廷讚心腹長隨的王亮侯身上。後來進一步追查才發現，王亮侯也事前參與轉移了資產，僅轉移到他家鄉臨榆的王廷讚財產就有金葉子四封（重四百餘兩），銀一百餘封（重六千七百兩）。果然應驗了和珅在乾隆皇帝麵前揭發王廷讚“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的話。
再說蘭州這邊，阿桂、李侍堯接到乾隆皇帝六百裏加急廷寄後，自然不敢怠慢。可甘肅捐監積弊已久，冒賑也已曆經數年，堪稱驚天大案，甘肅各級官員卻從無一人對朝廷提及，可見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人人有份。麵對這樣一個密不透風的集團，到底要從哪裏下手呢？
對此難題，幸好精明過人的乾隆皇帝早有明確指示，要二人重點清查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道府結報監糧係屬何人，以及私收捏報的經過。很快，阿桂、李侍堯就理出了一份王亶望任內時曆任道府及直隸州官員名單。下一步就是要尋找突破口，對此，乾隆皇帝進一步諭示：“臬司（按察使）即係局外人。”一語驚醒了夢中人。
當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桂和李侍堯派人將甘肅按察使福寧“請”到總督府來。福寧進來時，阿桂和李侍堯正端坐堂上，一臉肅色，這讓本來已經很緊張的福寧更加惴惴不安。見禮後，李侍堯也不寒暄，單刀直入地問道：“臬台大人，你應該知道今天我們請你來是為了什麼事吧？”福寧用袖子擦了一把額頭的汗：“福寧不知，還請李相國明示。”李侍堯虎起了臉，冷笑道：“你是臬司，主管一省司法大權，還需要我明示嗎？”福寧更加緊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直冷眼旁觀的阿桂這才開口，溫言安慰道：“福大人，你也不必過於緊張。我們都知道，你是臬司，完全是局外人，這也是皇上的原話。”福寧大感意外，愣了一下，還有些不相信地問道：“皇上真這麼說？”阿桂肯定地點點頭，道：“對，皇上英明。福大人，你隻需要將你所知道的甘省捐監一事如實告訴我們，就完全脫離了幹係。”
福寧又驚又喜，當即將他所知道的甘省捐監內幕和盤托出：甘肅自開捐之始，便是收銀，而不是收糧。具體的做法是：王亶望將實收靠（空白的捐監執照收據）和所收銀兩全部交給蘭州府存貯，當時的蘭州知府就是他的親信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台道），因而給發各州縣捐銀的多少全由王亶望一人說了算，旁人無權過問。外省捐生全部到省城蘭州報捐，省內各州縣也在蘭州向報捐之人辦理捐監手續，頒發監生執照。各州縣領回的折色銀兩，也沒有用來買糧補還倉庫。放賑時，王亶望從未親往災區察看，各地的受災分數均由他一口決議，也不派官員監視。即使事後盤查，各州縣具文申報，道府按季出結，也全是弄虛作假、虛應故事。
福寧的交代有力地指正了王亶望是私收折色的始作俑者，並不是如王所供稱的那樣是其下屬所為。不過福寧所知有限，具體到王亶望是如何用冒賑開銷情弊一節，也無法提供更多的線索，隻是說甘肅省各地方報災數目全部由布政使司決定，如果要了解更多，隻能去查閱王亶望任內時各屬報捐實收及開銷賑糧的原始賬簿。
福寧走後，阿桂與李侍堯又提訊了鞏昌府知府宗開煌。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宗開煌任安西知府，安西下轄敦煌、玉門兩縣，正是所謂的“賑災重地”。他供稱說：“我任內敦煌、玉門兩縣冊結時，因王亶望要求，不得不在省城出具假結。”
得到福寧和宗開煌的供詞後，阿桂與李侍堯相視而笑。至此，甘肅捐監冒賑案已經浮現出冰山一角，王亶望和王廷讚的狐狸尾巴已經露出來了，下一步，就是要將其中舞弊分肥、冒銷勒買的詳細情形查出個究竟。為此，二人連夜調閱了布政使司的賬簿。
隻看了幾本，李侍堯便發現了一個重大巧合：凡是捐監人數多的地方必然有幹旱，賑糧也相應的多，捐監人數少的地方則少有災賑。舉例來說，乾隆四十年（1775），甘肅首府首縣皋蘭縣報捐實收四千八百張，應當收納監糧十九萬一千九百餘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十五萬五百餘石、銀一萬七千餘兩。次年，皋蘭縣報捐實收八千張，應收監糧三十二萬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二十三萬四千八百餘石。連續兩年，收捐與開銷大致持平。實收捐生之多寡竟然與各州縣受災之輕重如此契合，顯然已經不是巧合，而是王亶望與地方下屬串通侵蝕、任意開銷的實證。
至此，冒賑開銷一節的過程算是查清楚了，下麵就是調查甘肅省上下官員如何舞弊分肥之情形了。但這一關節無疑是最難的，甘肅弊情日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他們知道利害關係，自然上下沆瀣一氣，蒙混隱瞞，絕對不肯實說。為此，乾隆皇帝特意發來諭旨：“甘省冒賑一案，官員若此時尚不據實供明，將來別經察出，則怙過不悛，即概行正法，斷不姑寬。”大概意思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阿桂與李侍堯立即召來司道及在省的各府廳州縣官員，告知皇帝旨意，勸眾人趕緊主動吐出舞弊實情，以求得一線生機。
自勒爾謹革職被逮、王廷讚被召去承德避暑山莊，甘肅大小官員群龍無首，惶惶無助。到了這個地步，退無可退，避無可避，一度水潑不進的貪汙集團終於開始分崩離析了。陸續開始有官員交代，不過隻是承認曆年辦理災賑時有以輕報重、戶口以少報多的情況，一旦涉及冒銷舞弊的關鍵，這些人立即又沉默不語了。審問多日，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案情始終無法取得進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打破這一僵局的竟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皋蘭縣戶房的書吏。
阿桂和李侍堯苦思多日後，終於想到地方州縣報災散賑，必然先有文書，而文書則必須經過書吏之手，如果有文書留底，豈不是最好的證據。想到這一關節後，二人立即派人將皋蘭縣戶房的書吏全部秘密逮捕，分別隔離後嚴刑拷打。終於有一名書吏忍受不住酷刑，交代其手中藏有一本乾隆四十年的散賑點名清冊，其中記錄的散賑為實放數目。這本賬簿本來是該銷毀的，當日扔進火堆後，因機緣巧合並沒有完全燒完，關鍵信息都還在，被這名書吏悄悄藏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