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四、市井飲食文化(2 / 3)

2.宋以前市井飲食文化的發展

市井飲食文化可以說與城市一起產生。夏商邈矣,缺少文字記載,戰國時有了“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的傳說,可能並非憑空杜撰,賣酒賣肉的立生,可能是早最早的飲食行業。周代這些行業已經有了明確記錄,《詩經·小雅·伐木》:“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家中有酒就取來喝,家中無酒就到市上去買。《論語》中有“沽酒、市脯不食”的戒條,即怕市上買來的酒肉不衛生而不食用。另外,《左傳》中有“羊肆”(“伯有死於羊肆”)《莊子》中有“魚肆”(“索我於枯魚之肆”),《晏子春秋》中有賣牛馬肉之肆(“猶懸牛首於門,鬻馬肉於市”)的記載。《史記·刺客列傳》還記有“賣漿”(米湯汁)的。介這個時期還缺少現代意義的食肆,即可以吃飯飲酒之處。所以人們旅行得“贏(擔也)糧”自隨(見《莊子·胠篋》),自攜釜鬲,以便饑餓之時隨地隨時而炊,這種情況到漢代才有所轉變。《鹽鐵論·散不足》中說:古者不鬻飪,不市食。及其後則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遍列,肴旅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枸豚韭卵,狗?(音折,薄切肉)馬朘(“朘”音娟,少汁肉羮),煎魚切肝,羊淹雞寒,桐馬酪酒,蹇膊庸脯,胹(音而,煮)羔豆餳,鷇(音扣,幼鳥)膹(音憤,成塊肉)雁羹,白鮑甘匏,熱梁和炙。可見遠古沒有飲食行業,後逐漸出現賣酒和熟食的,漢代則已相當發達。當時飲食店鋪很重視食客的需求,生產符合時令的流行食品,文中列舉的十九種食品,如枸杞豬肉(枸豚)、韭菜煎雞蛋(韭卵)、狗肉片(狗?)、馬肉羹(馬朘)、煎魚、切肝、淹羊肉、冷雞塊(雞寒)、馬奶酒(桐馬酪酒)、驢肉幹(蹇膊)、狗肉脯(狗膊)等,都是當時極流行的市食。

魏晉南北朝期間雖然戰亂頻仍,可飲食行業仍有所發展。晉代詩人阮籍的鄰居有賣酒婦,當壚賣酒,阮籍常去她那裏飲酒。《世說新語》記顧榮在洛陽時曾感慨“行炙人”“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遂把自己那份“炙”(烤肉)給他吃了。這位“行炙人”也許是受雇於烤肉店的夥計,否則,他不會終日幹端送烤肉的差事。

隋唐兩代飲食業有了很大發展。隋煬帝大業六年(610)“諸蕃”請求入首都交易,煬帝便“先命整飾店肆,簷宇為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歎”。為自炫於外國人,遂讓賣菜的鋪上華貴的龍須席,胡客路過灑樓飯店,則被請入,吃喝完畢,也不要錢,還欺騙他們說:“中國物產豐富,吃飯從不收錢。”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當時飲食行業之繁榮。唐代,不僅通大邑有酒樓飯店,即使鄉村集鎮也不乏獨具風味的酒店飯鋪。杜牧的“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清明》)、羅隱的“村橋酒旆明月樓,偶逐漁舟係葉舟”(《村橋》)、“狂折野梅山店暖醉聽村笛酒樓寒”(《江邊有寄》)都是例證。甚至在官道大路邊亦設有食攤酒店。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中說: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灑,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之‘歇馬杯’。可見當時之富裕與民情的淳樸。至於東西二京(洛陽長安)、揚益二(揚州第一成都第二)這類極其繁榮的大城市的飲食行業中,則多具有特色的店鋪。如胡人開設的酒肆,專賣胡人食品,有高昌國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漿”、“龍膏酒”,以及“胡餅”、“五福餅”、等。有的酒店還有“胡姬”即興起舞,以招徠顧客。也有極豪華的高檔酒樓,韋應物《酒肆行》“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問瞻丹鳳閣,直視樂遊苑”。其高度同於長安最高點樂遊原,則在此進餐兼具登臨之趣。還有肴饌豐富的“澆店”,韋巨源《食譜》載:“長安閭闔門外通 有食肆,人呼為張手美者,水產陸販,隨需而供,每節專賣一物,遍京名曰澆店。”

這種店鋪以經營節令食品為主,甚至吸引了全長安豪貴,每日車馬盈門。此店享大名者有元日賣的“元陽臠”,人日(正月初七)賣的“六一菜”,上元節(正月十五)賣的“油畫明珠”,二月十五賣的“涅槃兜”,上巳節(三月初華夏飲食文化三)賣的“手裏行廚”(可能是供應旅遊者的盒飯之類),寒食節的“冬淩粥”,四月八日的“天餕餡”,五月初五的“如意圓”,伏日的“綠荷包子”,中秋節的“玩月羹”等。一年不斷,四季常新。還有專賣花糕的“糕坊”。韋巨源《食譜》記長安待理皇建僧舍旁有花糕坊,主人賣糕發了大財,捐資為員外郎,人稱“花糕員外”。他研製的精品有“滿天星”、“操拌金糕糜”、“員外糝肚”、“大小虹橋”、“木蜜金花麵”等。另外還有專門經營胡餅的胡餅店,賣酒兼賣唱的旗亭等。這些可滿足不同層次需要的酒樓飯店,不僅給行人商旅提供了方便解饑解渴,而且還逐漸經營起有特色的不易被他人模仿的高檔食品,為城市中的豪富及其他有閑階級(如道士、僧尼、士大夫)服務。

3.兩宋——巿井飲食文化的高峰

兩宋,市井飲食文化的發展達到高峰,主要表現在:①飲食店鋪眾多,分類細,服務麵廣。②飲食業增添了文化色彩。③飲食行業肴饌代表了當時烹調的最高水平。北宋汴京著名的酒樓有七十二座,號稱“七十二正店”,主要為豪貴官服務。這些大飯店一進門有主廓,約百餘步長,“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小閣子”又名“酒閣子”,仿佛今日的小室雅座,著名者如“潘樓”、“會仙酒樓”、“清風樓”、“張八家園正店”、“長慶樓”、“白礬樓”(又稱“樊樓”)。朋友歡聚宴飲,多在夜晚,因此大飯店營業,也多在晚上,有的甚至到夜深三更。中型店鋪,雖沒有大飯莊那樣風光氣派,卻也可憑價格較廉和具有特長的肴饌招徠顧客,如曹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熝(熬)物。還有以淹菜蔬而名者,如“州橋炭張家”、“乳酪張家”即以“淹藏菜蔬”質量佳聞名。還有一些小店“專賣家常”,如蝦魚、粉羹、魚麵、“蝴蝶”之類。這種“欲求粗飽者可往,惟不宜尊貴人”(《都城紀勝》)的小店的服務對象,大概隻是不起火做飯的市井之人。另外,還有隻賣酒及下酒物的“腳店”(官、私經營的酒務、酒庫、酒坊、酒戶等開設的零售分店)和隻賣一兩味食物的小吃店,如瓠羹店、油餅店、胡餅店及各種包子鋪,其突出特點是價廉,如煎魚、鴨子、炒雞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類、每份不過十五錢(見《東京夢華錄》);又很方便,可“即時供應”。至於肩挑手提,走街串巷;或羅於市,市開而至,市散而去,皆喚作“雜嚼”,是更為大眾化的經營方法了。上述按經營規模分類。如果以風味分類,便有南味食品、北味食品、川味食品等不同風味的店鋪。《東京夢華錄》寫道:“北食則礬樓李四家、段家熝物石逢巴子。南食則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南方美食精美,歐陽修《送慧勤歸餘杭詩》雲:“南方精飲食,菌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以甘露漿。一饌千金費,百品羅成行。”汴京開設的南食店,不僅為來往江南的官僚、地主、客商服務,也促進了南北飲食的交流,提高了北方廚師的烹飪技術。汴京南食店主要經營“魚兜子”、桐皮熟膾麵、煎魚飯等。川飯店則有插肉麵、大燠麵、大小抹肉、淘煎燠肉、雜煎事件(“事件”即鳥獸髒腑)、生熟燒飯。還有專為佛教徒設置的素食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