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京、南宋臨安的飲食行業形成網點密集的食品市場，汴京主要街衢如禦街、朱雀大街、州橋等大道兩邊餐館林立，茶坊酒店“彩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臨安街市各種行業中，飲食服務業占三分之二以上。兩宋飲食店鋪之多並非僅供行旅商賈或遊宦、遊學者的不時之需，還考慮到城市居民的需求。因為“市井經紀之家，往往隻於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蔬”，甚至皇宮內也是“宮娥早晚令黃院子收買食品下飯”（《夢粱錄》）。
兩宋飲食行業中有“筵會假貨”的服務項目，在汴京多由大酒樓承辦，臨安則是有名的“四句六局”（包括專掌布置打掃事項的帳設司，專掌切配烹調的廚司，專掌送菜及清洗盤碗的台盤司，專掌送迎招待的茶灑以及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掌管桌椅和灑掃、擦抹、插花掛畫的排辦局，掌管醒酒藥的香藥局）。汴京酒樓外出服務包括“椅桌陳設、器皿合盤、酒擔動使之類”，“以至托盤下請書，安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至於肴饌烹飪，自然不在話下。顧客隻要點明在何處設宴，出足了錢，便可毫不費力地把宴會辦得禮數不差。臨安的“四司六屈”和汴京酒樓起的作用一樣，“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請之，皆可辦也”（《夢粱錄》）。
兩宋飲食行業文化色彩很強。從商業文化角度看，它的服務程序規範化，而且熱情周到，使顧客有“賓至如歸”之感。《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酒樓的服務狀況：客坐則？人執箸紙，遍問坐客，都人侈縱，百端呼索。或熱或冷，或溫或整，或絕冷、精澆、臁（同膘）澆之類，人人索喚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從頭唱念，報與局內。當局者謂之鐺頭，又曰著案訖。須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馱疊約二十餘碗，散下盡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錯又言：“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指酒壺）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百兩矣。”餐具豪華講究，客人進店即使隻有一二人，也要上酒壺、盤盞、筷子、果子蔬菜各五碟，堂館上擦模子紙（箸紙），並逐個詢問顧客要什麼肴饌，然後到靠近灶間處，從頭唱念如流。掌灶（鐺頭）師傅和紅白案師傅聽見後馬上烹製，一會兒堂倌從灶內取出二三十碗，分發給每個顧客，絕不會出錯。自顧客進店到肴饌上齊，服務次序井然。餐具肴饌都很精潔，“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鮮淨盤合器皿，車擔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臨安酒店服務程序與此大體相同。有的酒樓、餐館在客人初進門時提瓶敬茶，迎接入座。飲食行業與主顧之間建立了信譽關係，“其正酒店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隻就店呼灑而已；銀器供送，亦複如是”（見《東京夢華錄》）。
兩宋飲食行業還注意到其他文化形態對飲食經營的影響。裝飾藝術會給人以悅目和舒適之感，於是便很重視裝飾門麵，精心布置廳堂和雅室。《東京夢華錄》雲：“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夢粱錄》解釋“歡門”形製為：“其門首，以枋木及花樣遝結縛如山棚，上掛半邊豬羊，一帶近裏門麵窗蹁，皆五彩裝飾。”礬樓高達三層，“五樓相向，各用飛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全旗”（仿佛今之有獎購物）。“諸酒店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皆見《東京夢華錄》），十分清雅。《夢粱錄》說：“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賞，留連食客《武林舊事》卷三記南宋高宗禦舟過西湖斷橋，撟邊有小酒肆，頗雅潔，素屏風上書《風入鬆》詞一首：春長費買花錢，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泠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鼓舞，綠楊影裏秋千。東風千裏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描寫臨安人春天的遊樂盛況，再現了人們於良辰美景之中酒食征逐的情景。以此詞裝點飯館，既妥帖又富雅趣。
飲食業經營者也考慮到歌舞聲色對他們營業的影響。汴京酒樓常有“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搛（簷）麵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若神仙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東京夢華錄》）。宋代詞人寫的歌筵舞宴，不少就發生在酒樓之中。
如果說清代精肴美饌多在貴府的話，那麼兩宋飲食行業的烹調技術則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這點從兩宋宮廷後妃乃至皇帝經常派人去酒樓飯店購買肴饌即可看出。宋代商業發達，汴京、臨安都是極繁華的商業中心，不僅食物來源豐富，而且為滿足各地來京的顧客的需要，生產了各種風味的食品。正如盂元老《東京夢華錄》序中所言：“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另外，飲食行業分工細致，許多店鋪隻做一種食物，自然容易精益求精。如僅油餅一種，得勝橋鄭家油餅店，就擁有二十餘爐，武成王廟前海州張家擁有五十餘爐有“玉磚”之稱的“炊餅”，《本心齋疏食譜》讚之曰：“截彼圓璧，琢成方磚。有馨斯椒，薄灑以鹽。”這種圓形炊餅，潔白如玉，切開時，會散發出椒鹽的芳香，無怪宋高宗到臨安之後，仍把這種類似今日蒸餅的小吃作為每日必食之物（見《清波雜誌》）。當時飲食行業的繁榮，也加劇了其間的競爭，以質量求生存，必然爭奇鬥勝，如汴京東華門何、吳二家的“魚鮓”，原料是從澶、滑河上“斫造”的，貯人荊籠，一路上以水浸泡運人京城。店家把它切成十數小片為一把以出售，號為“把鮓”。因製作時“控幹人物料，肉益緊而味回”，所以味道極美，名聞天下（見《夷堅誌》）。宋代市肆烹調技術也體現在飲食店鋪生產的食品種類眾多上，僅《東京夢華錄》、《夢粱錄》二書所記汴京和臨安二京市肆所賣肴饌就有五六百種之多。
元代市井飲食文化除蒙古和西域食品大量流人之外，並未超過兩宋，許多城市較兩宋還有較明顯衰退。
明清兩代人口激增，大中城市星羅棋布，為市井飲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場所和物質條件。其繁盛和特點，與兩宋大致相同，但有兩點表現出近世飲食文化的特征，一是各地均大大發展了有自己地域特色的食品，重要的則形成菜係，清代稱之為“幫”，如吳幫、徽幫、京幫、杭幫、淮揚幫等；另一點是名肴名點大多定型，並流傳至今。許多傳統菜肴名點即形成於明清，由廚師們口耳相傳，以至於今。
現在，皇室、貴族皆已被淘汰，其飲食或在高檔餐館可領略萬分之一二，亦非常人所能享用；士大夫的飲食方式雖有許多令人忻羨之處，但完全做到既不可能，亦無此必要。隨著社會的現代化，人們的飲食逐漸向快節奏和社會化發展。故飲食行業應向多層次、多方位發展，以增強其文化色彩，所以，借鑒古代市井飲食文化還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