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剛到忻州那個漫長又寂寥的夏天，在辦公室呆得悶的時候，我常常一個人站在樓頂上，望著天光雲影和縮小了的汽車人群，覺得自己異常渺小，隨時會消失在空氣中。傍晚的時候，單位人們下了班，一輛一輛小車魚貫而出，院子裏一下空曠起來。人們三三倆倆結伴回了家屬院，過一會兒，換上裙子、短褲等隨便的衣服，出來溜狗，一大群人圍在一張石桌前打撲克，不時發出爭吵和大笑，他們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下了班同事或同事的孩子經常用單位的電腦玩遊戲，習慣電腦寫字和網絡的我像缺了手腳，去一個住在文印室的老鄉那兒蹭電腦。一次喝了酒後，老鄉說，你以後不要老來我這兒玩了，影響睡覺。以為他開玩笑，但他說完話之後一本正經，還有種翻臉也不怕的表情，我大窘，不知道他想說這句話多長時間了。狗一樣溜走。去網吧，都是些小孩子們在打遊戲、看電影、聊天，去了兩三次，不再去了。晚飯後到睡覺前這段時間被異常放大，每天去廣場上散散步，天黑的時候，和一大群民工、流浪漢坐在廣場的柵欄上，屁股下墊一張散發的廣告紙，看大屏幕電影。一個夏天，演過些什麼電影，一個也記不住了。後來，發現這個城市有一個迪廳，花五元錢門票進去可以一直坐到十一、二點。要一瓶啤酒或飲料十元錢。便經常去那兒。到了九點，場子裏人就多了，一大群男男女女站在舞池中間搖頭呐喊、狂舞，我靜靜地坐在吧凳上，看這些瘋狂的人，有時也想下去跳跳，可是不會跳，也比那些瘋狂的年輕人大了許多，不好意思下去。整個夏天，一直靜靜坐在那兒，坐著坐著感覺時光飛逝，自己真的老了。搬到和平西路後，晚上不加班的時候，回去時慢慢溜達著，從不同的大路小路回去。其中有一條路過忻州師範學院，每次從那兒走過的時候，總是懷念自己的學校生活。看著結伴而行的一群群學生，恨不得自己縮小多少歲，加入到他們中間。有時，實在寂寞得慌，胃裏也空得慌，希望找一個人去酒店裏坐坐，酩酊大醉，可是沒有合適的人。一次，在快到那幢樓的十字路口，看到一輛小車停在路邊，幾個男人把一個女人的腿往車裏麵塞，女人穿著一件綠色的夾克，拚命掙紮，後來被塞進去，車走了。我想，是綁架還是逃婚，或者什麼？應該去報警。但我的視力，沒有看清楚那個車牌號。而且覺得這個城市和我實在沒有多大關係。可是心裏一直惴惴不安，每天注意新聞和小道消息，好多天也沒有聽到凶殺和綁架的消息，才感覺好了些。
回家的路
忻州的秋天短的像烏龜脖子，一眨眼就冬天來了。每個星期一早上從家裏出來的時候，黑暗還很粘稠，風嗖嗖的像磨了一晚上的刀子。路燈還沒有亮，我腳步匆匆地趕往汽車站。白熾燈慘白慘白，照在睡意朦朧的售票員臉上，像蒙了一層白紙。車還沒有來，幾個買好票的人把手插在袖筒裏不停地跺腳。
“忻州。”
“二十六。”
他們並不抬頭，隻是機械地把手伸出來接過錢，在電腦上打出票，然後再遞出來，像機器人一樣。
有一個月，我們經常加班，尤其是一到星期五越想回家，單位越忙。好不容易捱到工作做完，領導走了，打車到汽車站，沒有車了。妻子在那邊打電話，坐上車沒有？沒車了。五歲的女兒在電話那頭哇一下哭了。掛了電話，望著綻放的霓虹燈和一群一群急匆匆的行人，感覺異常寂寞和淒涼。街頭那些扇著扇子說說笑笑賣羊肉串的異鄉人，散發著粉紅色燈光發廊裏打麻將的小姐，都成了我羨慕的人，他們的生活艱辛和卑微，但有一幫子人一起和他們一起做這些事情，我覺得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心裏或許在藐視整個世界。有個星期五加班，熬了半晚，星期六繼續忙，傍晚才回來。女兒生氣了，不理我。晚上飯也沒有吃，摟著美羊羊布娃娃在一塊小地毯上睡著了。看著她孤單可憐的樣子，覺得自己很虛弱和無奈。每次回到家裏，女兒總是問，爸爸，你什麼時候能調回代縣來？前幾天，女兒忽然問我，爸爸，你和媽媽都不在的話，我跟誰？我說，爸爸媽媽肯定有一個帶你。她說，你們要是死了呢？我跟誰？我愣了一下，說，怎麼問這個問題？她嚴肅地說，隻問這一次，以後再不問了？女兒這麼小，竟然有了這樣一種滄桑感。
寫材料的小楊和寫小說的楊遙
晝與夜在我的生活中分開，白天，我是一個麵帶謙和微笑的小公務員，還是借調的，寫別人的講話，別人單位的總結、計劃、彙報等等。晚上，我在小說裏建立自己的王國，殺人放火、蒙麵剪徑。我涇渭分明，白天付出勞動，掙工資養家。晚上經營自己的世界，自由飛翔。但這隻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好多時候，並不能按時下班，熬通宵也是經常的事情。我們經常看到XX年的大事、喜事多，這就意味著這一年的活動多，材料也多。這麼大的一個單位，沒有幾個人願意動筆，而且也沒有幾個人能寫出來。寫著寫著，對節假日有了恐懼症，因為幾乎每個節假日都要開展活動，從年初的元宵節、到清明、七一、八一、國慶、中秋、元旦、春節，別人過節我們忙。再加上一些重大事件，寫完一個又一個，整個單位的材料洪水一樣向我湧來，上班時間就像釘子一樣釘在電腦前，生活變得比高三生活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