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聖賢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隻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於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於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盡是明快人，顏子盡豈弟，孟子盡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隻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隻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嚐息，隻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隻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己自不識性，更說甚道？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隻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並，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製，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
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