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理。”“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唐太宗李世民深知人才是治理國家的重中之重，因而他在位期間，成就了一段段識人、用人的佳話。
從太原起兵開始，李世民就在不斷地招攬人才。征戰中，他吸收了原李密、王世充、竇建德集團的人才，吸收了瓦崗軍的秦叔寶、程咬金等；治世中，他任用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征等人，為他出謀劃策，助他成就盛世大業。
這些“貞觀之治”的功臣名將中，有些從一開始便與李世民並肩作戰，還有一些曾是李世民的阻力，但無論過去如何，對李世民來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計前嫌，有才必用，是李世民量才用人的一個重要特點。
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投靠了李世民之後，李世民曾說：“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然征犯顏切諫，每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論任賢第三》）在李世民看來，無論是曾經戰場上的敵人、前朝的官員，還是原太子李建成的臣僚，隻要他們是人才，隻要他們能給大唐王朝的發展與穩定作出貢獻、發揮作用，他們就應該得到相應的重用與尊敬。
李世民曾自比一塊深山之中的礦石，唯有經過匠人的鍛煉方能成為寶玉，而鍛煉他的那個匠人就是魏征。正是李世民的這一態度，成就了一段為世人所流傳的佳話。其實，早在即位之初，李世民便用“以德行、學識為本”，為整個大唐製定了鮮明的用人準則。他以身作則，積極鼓勵大臣進諫，因而貞觀時期除了最突出的魏征外，劉洎、岑文本、馬周等也多能直言不諱，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見和批評。
正是滿朝大臣的敢於諫諍，避免和防止了李世民的許多錯誤。集思廣益，這個道理誰都懂，但隻有李世民做到了，以後的皇帝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當然，這也與李世民個人的心胸有關，他貴為帝王，本是一個不容有任何相反聲音的角色，然而他“容”了，而且容得出色，容出了一個大唐盛世。
不僅如此，李世民還對公卿提出要求：“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下，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直言規諫。”（《論求諫第四》）簡單來說，就是要求大臣自己也要接受別人的勸誡，唯此才能保證整個社會的正常發展。
故而，唐太宗李世民成了曆代帝王中，以“雄才大略而又從諫如流，位及人主而兼聽納下”的開明作風而聞名於世的明君。而少年時代便在李世民身邊耳濡目染的武則天，也深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其登基之後，也效法李世民的做法，選賢任能、從諫如流。
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女官上官婉兒，是被武則天殺掉的宰相上官儀的孫女兒，但武則天發現上官婉兒文采出眾、智慧過人，便將她留在身邊，加以重用。凡是批閱奏章、起草詔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給上官婉兒辦理。初唐詩人駱賓王在徐敬業叛亂時，寫了一篇討伐武則天的檄文《討武氏檄》。此文筆鋒犀利、句句切中要害。武則天看了文章之後，第一反應不是生氣，而是為這樣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惋惜。
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名臣姚崇、宋璟、張九齡等，都是在武則天時被提拔起來的。因此，唐朝宰相陸贄讚揚武則天的用人時說：“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外，武則天還在皇宮前麵設立了東西南北四個箱子，分別接納百姓的不同意見，了解百姓的各種想法，以求更好地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