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早在自己管理的地區就曾大舉興辦學校，創立書院，不分等級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在推行新政時期，借國家高級官員之便利，對教育製度進行了一次清洗。凡才能者，德智體美勞需全麵發展，既要學得滿腹經綸，又要進行實際的治國、理財、將兵才能訓練，文武兼備，經史律令兼知。也就是從所謂的“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凡“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的知識都應是學校的教學內容。此後，王安石、程朱之輩、陳亮、葉適等治國之英才，無不以此為標準，反對國家注重科舉而忽視學校教育的傾向，要求整頓、改革中央官學，發展地方學校，隻不過他們所采用培養人才的方式和內容各有千秋。到了中國封建後期官學，就建製而言，從中央到地方，堪稱完美。收攬人才非但不分階級，甚至還有少數民族優惠政策。
範仲淹早期對教育製度的修繕，使國家培養人才的觀念發生了大的轉變，雖然慶曆新政的失敗致使很多治國良策被廢除了，但是在人才選拔這一點上，政府保留了範仲淹的意見，後人皆效仿和沿襲。宋王朝300餘年，當世之文臣武將，幾乎皆是經史律令皆知之輩，能文能武，即可在朝野中舉諫施政，也可到邊疆守土衛家。寇準、範仲淹、文天祥等人，皆是文武雙全之人。
曾有人說，文人願回宋朝，是因為宋朝是一個文人的天堂。但是它的教育製度和選才方式的包容性，使許多文武兼備者共事於朝，又豈是隻有一大堆滿口“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呆子人物在那裏“之乎者也”，不知所雲？範仲淹這一舉，是曆史上第一次重視人才的“素質教育”，而不是隻重德育和智育。後世明代顯然沒有看出宋代能人輩出的原因，科舉隻重八股而不重素質教育，終致整個明王朝200多年幾乎無一臣子能有宋代文臣武將在武學和文學上的雙重造詣，也鮮少有治世之才登台，這也是一個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和中國文化在宋朝之後衰微的最重要原因。
霧裏霧外，文豪的醉夢初醒
凡曾親臨洞庭湖的人，所見氣象，幾乎可以完全體會到當年範仲淹來這裏時的驚歎：“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一時間寵辱皆忘，為自然之浩大所震撼，不知該如何形容此澎湃的心情。
範仲淹的一篇《嶽陽樓記》，曾以“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來形容巴陵洞庭之地，雖說此時宋王朝內憂外患，但是國內仍有不少富庶的地方，所以範仲淹在新政改革失敗之後，還能發出如此憂樂圓融之語。而此時，為範仲淹辯護也遭到貶謫的歐陽修，在滁州的安逸之地，也樂得逍遙，做了篇《醉翁亭記》，與範仲淹的洞庭一文，遙相輝映，各表千秋。
歐陽修的文章，情理交融，不在言辭多麼華麗，更重於述說民生。他在滁州的小山上，以醉翁自稱，呼朋引伴，攜友帶民，好不自在。老翁年歲不小，卻心如青年，一派天真可愛，樂觀可敬。但是他真的心神俱自在嗎？恐不見得。詩文是國家情況的最好寫照，無論是範仲淹還是歐陽修，其文理之間無不見其對國家的憂愁和期待。這些喜怨樂惱情緒落諸筆端，見證了一場政治上的動蕩（慶曆新政），在文化上也成就了一場古典的“新文化運動”——古文運動。
宋代的古文運動，遠承唐代韓愈、柳宗元，醞釀於宋初，大成者即是歐陽修。所謂的古文即是傳記、散文，生動傳神，簡潔雋永，《醉翁亭記》便是其中的名篇。古文自然是與駢文相對，駢文注重文辭的考究和音韻的和諧，古文對這種風格極其鄙視。當年李商隱本來是古文的愛好者，最後卻成為駢文大家，也是因為駢文實在華麗漂亮，喜好詩文的人，很難抗拒它的誘惑。但是駢文卻多綺麗而少內容，重形式而失內涵，美則美矣，讀起來不痛不癢，更不能針砭時弊。所以好古文者立誌於一改“駢風”，提倡“革弊複古”，回歸到古代寫文重質量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