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哭了。她壓抑著哭，身子開始打軟，把淌著淚的臉撂在我摟緊她的胳膊頭上。
她大口噎著嗓子，鼻子開始堵塞。
“你回來就是衝我下狠手的，”她不斷抽鼻涕。“那你就打電話吧，你打，讓他來。”
我把手甩到身後，去摸電話，我的手誇張地在身後亂摸一氣。
我把手機拿到我們倆中間，在按鍵上杵來杵去。她把它奪到手。“我來，我給他打——你要不想過了的話。”
她坐起來，一隻手抓住另隻手的腕子，鉤在戳起來的膝蓋上。
“我就想問你，”她抽了一下鼻涕，她的頭僵硬地歪著，“你就說我是人不。”她的話愣頭愣腦，像受委屈的孩子，口氣也不是要等著有回答。可是再開口，卻等了好一陣子。她說：“我還問：長年累月在外頭，你們找小姐，在龍山爪村說起來，也不以為是丟人勾當——是這麼說吧？你們在外頭幹的‘好事’，滿街的爺們兒娘們兒知道；當哥的搞完了的小姐，親弟弟照樣下得去手哇你們；父子倆沾染過一個小姐的事，有沒有？真是出奇呀！”她倒憋住一口氣似的歇一下，“滿大街都把這當笑料，說說就拉倒，以為天下太平，沒啥大不了的了！”
“我沒那麼胡來，”我說。
“你沒有？”她兩腿撇在一旁，一隻手按在炕麵兒，撐住向我湊過來的身子，“我倒想聽你說說，你沒跟過小姐？”
“我沒過分。”
“怎個沒過分法？找個婊子幹幹，是你分內的了？”她厲聲地：“是這麼說——是不是！”
“你嚷……”。
“有這妻離子散換來的‘好日子’，就以為沒有不應當的了，就夠了，對不對！”她扯開嗓門兒，“是不是說，你摟個婊子睡睡就當回了趟家呀你！”
“你再大聲。”我翹起上身。
“你還怕大聲——你怕這個?幹那現眼勾當，不成你們天大的本事了麼，不都比著來麼，你們怕這個？”
“該說說你了！”我躥起來，抓住她的手腕。“隨便！”她說。
我要奪下她的手機，把那小子弄過來。
她說，“我來。你撒手，我給他打！”她在那兒按來按去。我把手機奪下，手一甩，它撞在屋子的北牆，嘩啦。肯定摔散了架子。
我點支煙。我拿不準她是不是撥通了。那個雜種，或者他聽見了我們的爭吵。
我看一眼炕那頭的兒子，想開燈，我一直覺得他那兒有點不對勁兒。手摸到了炕沿外的燈繩，又把它撒開了。我跳下炕，趁著月影子，撿回七零八落的手機部件兒，撿出號卡插進我的手機。我得讓她的電話通著。我甚至覺得那雜種已經在路上了。“他來了多幹脆。”我胡亂地把手機往她手裏塞，“說我正在這兒候著他。”
啪，她把它摔地上。
我渾身發冷。一沾氣我就渾身冷。
月亮已經繞過榆樹梢，大片的影子投進來，滿炕都是，屋裏越顯比早先亮堂了。我垂眼盯住含在嘴上的煙頭，吸一口，小火炭兒忽閃忽閃變大，再暗下去。煙綹漫過我的鼻子、眼睛和額頭，我能覺出它們爬進頭發，向上散開。
房頂上來了動靜。我緊嘬兩口煙頭。
是耗子。而且聲音突然鬧大。它們在紙糊的頂棚裏撒歡兒，由西北角開始，劈啦啪啦，嘰嘰喳喳，掐著架，翻著滾兒，往東，又往南，朝頭頂上來了。這該是她和兒子聽慣了的響動，還是把她給驚了一下；她的肩膀一抖，隨後長舒口氣，又垂著頭不動了。
頂棚上的鬧騰越來越歡。時間過去一分又走一秒。
但是我覺得兒子躺在那兒不對勁兒。
我想開燈看看他。房頂上來了當啷當啷的聲響。百分百地，是電工扔下鐵腳扣撞在房頂的聲音。
我已經夠著燈繩，拉開了。
我看見兒子，他躺在那兒大睜著眼睛。他果然醒著。
日頭才升起，我就到了高坡上，蹲在正翻蓋瓦房的這家房場裏吸煙。隨後到的是木匠，接著是房子的主人田玉川。
臨走前我想幫一天工。田玉川說，好啊好啊。
他卻派不出我正經的活計。他和木匠來擺弄鋪房頂的板子，把它們鋸整齊，也不必要多的人手。
這坡頂的房場上，刺耳的電鋸聲一響起，我的心就縮緊，還想尿尿。我躲到房子的西北角，又尿不出來。我把煙屁股揪掉，撕開，搓成球塞進耳朵。從這高處的房場朝家看，可看到我家關緊的院門，翠綠的黃瓜秧子，窗台上幾盆紅繡球，和西房山外的那根電線杆。
我那大概習慣了晚上睜著眼睛的兒子，可能趁著天亮在睡覺了。昨天晾曬出來的被褥，晚上她給忘記了，搭上了一夜的露水。她進進出出，正把更多的被褥拿出來，晾曬在那根長鐵絲上。它們就要變成我們的行李。
我什麼工也沒幫上。他們大概忘記了我。蹲在房角的背後，我看著我的院子，一年，兩年，或者更長，不需打理，它會長滿沒人高的雜草，然後幹枯。扔下我手上這樣一截煙頭，雜草就會燒起來，連同我的房子。
本刊責任編輯 付秀瑩
責編稿簽：隨著現代化進程逐步深入，對“農民工進城之後”的追問卻一直難有盡如人意的答案。小說以藝術的方式，對這一疑難進行了耐人尋味的探討。在時代的大潮中，傳統的鄉村倫理和道德結構悄然重組，一些堅固的東西煙消雲散。鄉土中國身處時代的大潮之中，在發生巨變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間的得失與取舍，令人頗費思量。小說敘事從容，語言有勁道，有嚼頭，細節生動而傳神，心理描摹細膩入微，針腳綿密。作者善於蓄勢，矛盾和懸念交錯，使得小說有一種內在的緊張感，張力飽滿，於無聲之處，隱約有雷聲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