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玉琴：您的這個告誡值得深思。其實，不但批評者需要“立場”，就是作家也同樣需要立場。近些年來，您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發表了不少小說，如《彼岸》、《雪》、《殺死沙包》、《冬日》等，加上早幾年的長篇小說《泥鰍》已形成了您獨特的創作景觀。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民”的苦難，也就是人類的苦難。我理解也讚成您的價值立場。然而，我對農民擁進城裏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上海的地鐵中經常會碰到了一些七八歲的鄉下小孩子向人群討錢。如果不給，他們就跪倒在地上久久不起。每每看到這種情景，我就會把眼睛轉開，因為心情太複雜了。
尤鳳偉：是的，鄉下孩子在街上乞討已成為城市的一道風景，我也理解你複雜的感受。除了乞討，還有更令人疼心的，就是農村青少年進城犯罪的問題。對此我感觸很深，也寫過不少這方麵的作品，如最近發生在青島的一起敲詐案，因老板欠薪，沒錢買車票回家過春節，就心生邪念打電話敲詐超市，結果被判了十五年。在電視上看到他那還帶著孩子稚氣的眼神心裏很不是滋味兒。當然，任何社會都不容許犯罪，犯罪就應該被懲處。可是當一個社會不能為國民提供最基本的東西，當一個人無路可走的時候，真不敢保不心生歹念。有一天和朋友聊天，說到這上麵，他說要是真到了要餓死的地步也會去偷、去搶。他說這話的時候我也在想自己，也想“生存法則”的空間有多麼強大。對比犯罪，乞討采取的是一種“和平謀生”手段，出賣的是尊嚴。然而生存與尊嚴是此消彼長的，“不為五鬥米折腰”很高傲，但不能以此來要求每一個人，難道官場裏、商場裏下級給上司當孫子，文場上的人當馬屁精，就不存在尊嚴的問題？有一個著名作家就在自己的散文裏呼籲：“對樹充滿敬意吧--從現在開始，對任何一棵樹充滿敬意，就像對自己的上司那樣。”
薑玉琴：再回到您自身的創作上來吧。我知道您並沒有讀過美國作家德萊塞的長篇小說傷麗妹妹》，但我讀了《泥鰍》後，卻寫下一篇名為《從德萊塞的嘉麗妹妹到尤鳳偉的泥嫩》的論文，文中談到了兩部小說盡管在創作、發表年代上相差百年，但卻可以放在一起互讀、串讀，並能相互補充、印證，從這可以看出人類間的確存在著一些共同性的感受。另外，您的敘事風格，尤其是“石門”係列的小說與另一位美國猶太作家辛格非常相似，您是如何看待這種“不約而同”的？是否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
尤鳳偉：辛格的小說我倒讀過一些，是否從中受到啟示說不好。我想寫作上“不約而同”的事會經常有，特別是對有著相近的經曆，觀念，氣質的作家而言，更容易產生認同使後者受前者的影響，但絕不是照搬。
薑玉琴：是的，這從中也許能給我們一個啟示：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同的民族、種族之間真的有某種叫“共性”的東西存在。
尤鳳偉：肯定存在，否則沒辦法溝通。
薑玉琴：我發覺您對小說的“題材”異常敏感，您的小說全部串聯起來可能就是一部中國20世紀的曆史。這對作家而言可能就是曆史責任感的體現。您有一篇名為《回家》的短篇小說，是寫一位農民在“反右”中的悲慘命運的。有人想把這篇小說翻譯到國外，可我有一個擔心，這個小說本身寫得就很含蓄、精煉，即便在國內講解給80年代後出生的大學生，也需要先詳細地介紹一番曆史背景，對那些中國曆史和現狀知之甚少的外國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如果從這個角度考慮，您是否會考慮調整一下作品的題材和敘事策略？
尤鳳偉：我以前說過，我的寫作比較“雜”，想到什麼寫什麼，一會兒“曆史”一會兒“現實”，無定規。可見，我在寫作上是很隨意、很率性的。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而且符合古人“歸於心”的說法。寫那種“應該”寫，卻又“不人心”的東西是很累人的。
薑玉琴：我理解您的這種以“心”為上的創作方式。2005年出版的《色》這部長篇小說是您“題材”上的又一次拓展：由農村、農民轉向了城市中的官場、情場、商場等。您的這種不斷進取、勇於超越自我的精神可嘉，但我個人覺著這部小說在語言上失去了您所慣有的那種神采飛揚的精神氣，而顯得有些粗糙、不夠張弛有度。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尤鳳偉：其實批評家不必重視作家的看法，感覺作品有缺陷、有不足，坦誠地指出來，就算完成了任務，是無須從作家那裏求證的，對於尚未取得“批評豁免權”之我輩作家則更是如此。說實在的，由於批評家的“寬容”，作家都給慣壞了，隻聽表揚，不聽批評，論究起來批評家是無須仰作家鼻息的，作家不能給長工資，也不能給評職稱、批課題什麼的。看作家臉色行事沒道理也沒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