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懸疑的荒蕪》看王蒙的文學“底色” 文\藏策
初讀王蒙小說，還是上大學時，印象最深的有《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以及他在“新時期”寫的《春之聲》。當時對王蒙佩服得一塌糊塗，尤其是《春之聲》——我那時對“現代派”、“意識流”之類充滿了好奇……直到多年以後，才漸漸弄明白，《春之聲》與其說是“現代”的，不如說是“浪漫”的——骨子裏是中國特色的“感傷情調”，外表則用“仿現代”手法包裝了一下。《青春萬歲》是“革命浪漫主義”，《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問題小說”，《春之聲》是“浪漫”其裏，“現代”其表。其實，這三篇小說構成了王蒙漫長文學道路中的基本底色，縱觀他其後的創作，也大體未脫出這種底色，直至他的新作《懸疑的荒蕪》。
《懸疑的荒蕪》是篇貌似返樸歸真了的夫子自道，其文本深層，仍是“問題小說”，其表層，則從“仿現代”與時俱進到了“仿後現代”式的“元小說”……其間也仍未脫“浪漫”的“感傷情調”，比如那個住“文1號”的神秘芳鄰就讓我聯想到了《春之聲》裏一路上帶著“小山羊”錄音機聽“春之聲圓舞曲”的優雅文藝女……“問題小說+浪漫感傷”不僅是王蒙小說的底色，更是他們那一代作家的基本底色，王蒙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憑借過人的才華，在“仿現代”的路上比他的同輩作家走得都遠。然而真正的“現代主義”其實是反“浪漫”的，是凸顯“智性”反諷“感傷”的，而王蒙的“仿現代”卻是從“浪漫”的底色中一路走來的，於是這也就成了深植於王蒙式“現代派”中的一大悖論。
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晚年的王蒙，自然也感悟到了這樣的人生境界，《懸疑的荒蕪》就頗有些“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味道。首先，小說中的“老王”，已經開始接近自己的本心了，他“沒有完全忘記怎樣拉拉家常，怎樣不必戴上麵具……”這雖說算不上大徹大悟，但也畢竟是一種人生境界的提升。人自幼年的“鏡像期”開始，自我就不斷地被外界所塑造，漸漸形成心理上的“人格麵具”。長大後更是被固化在其所擔當的社會角色之中。人生的迷失，其實就是迷失在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中。王蒙至少也意識到了這種無處不在的“人格麵具”，於是便讓“本來麵目”的“老王”走上前台充當敘述者，直抒胸臆……結尾處更講明：“噢，這畢竟隻是一篇小說，一篇虛構得跟真的一樣，實錄得小說一樣的作品啊。”小說最後再輔之以“附錄”，於是這篇小說便成為了關於小說的小說，也就是“元小說”了。
這樣一篇以“本來麵目”夫子自道的“元小說”講的又是什麼呢？很明顯，講的是作者對社會問題的諸多思考，也就是說，這篇小說實質上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問題小說”。然而，“問題小說”畢竟是文學作為宣傳工具這一大背景之下的一種特殊文體。雖然《懸疑的荒蕪》講的“政治”已不再是以往的國家意識形態，但以“文學”圖解“政治”的基本套路卻是一以貫之的。小說確實需要有“思想”，但卻不能用小說去圖解“思想”，即便是用很“現代”、“後現代”的手法也行不通。小說傳達給讀者的必須是來自文本“能指”的“訊息”，而非“所指”的實用性“信息”。用羅蘭·巴特的話說就是“藝術不表達可以表達的東西”。用鄙人的話說就是“好小說不是駕馭語言而是解放語言”。用文學界最通俗的話說就是“思想”大於“形象”乃小說之大忌。為什麼？因為隻有“能指”所“編碼”的“訊息”才經得起多重解讀，才言有盡而意無窮，才是真正的“文學”而非“文學化”了的政治學、社會學……雖然“現代主義”往往都在文本的表層意義之上設置文本的深層意義，而“後現代主義”則專門針對這種“深度結構”進行拆解，但都不僅不是說教，而恰恰是反說教——反諷那些“陳詞濫調”。
王蒙以往的各種“仿現代”小說，其實大多也都是《春之聲》路數的繼續，但作者以他的才華和對現代小說技巧的模仿，竟能將他的“底色”深藏不露，非識者不能勘破；而“返樸歸真”了的《懸疑的荒蕪》，卻讓他這種“圖解”式“問題小說”的“本來麵目”變得一覽無餘。
一個作家能否超越其曆史局限是判定一個作家的重要尺度。王蒙努力了，但遠遠不夠。
[ 作者係著名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