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老捧著茶杯沉默了一會兒，呷了一口熱茶，繼續往下說:
“我曾有一個學生孫思遠，生前是山東琅琊台生命研究所所長。實際上，我們的師生關係是掛名的，我們隻是在信函中討論過一些問題，此後他就一直以師長之禮待我。其實他的學術成就早就超過我啦，生物學界甚至認為他是李元龍－－生物學界的教父－－的隔世傳人。不幸的是，五年前他去G國旅遊時，竟然離奇地失蹤，那年他剛剛50歲。這個傑出科學家的失蹤曾驚動了國內和國際警方，但調查迄今毫無結果。“鄧飛也回憶起這樁案子，它曾登在全國的案情通報上，公安部也曾發過協查通知，後來沒有結果。但他不知道這樁失蹤案與手頭這篇文章有什麼關係。劉老說:
“孫思遠生前曾和我有一次閑聊，可以說，這篇文章的輪廓，在那次閑聊中已經勾畫出來了，兩者完全吻合，連文章中一些細節都吻合。當然，單是這種吻合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科學史上有不少事例，不同科學家同時取得某一突破，像焦耳和楞次，達爾文和華萊士等等。但有一件事使我很不放心。”
他看著鄧飛，加重語氣說道:
“我與孫相識多年，對他的行文風格已經十分諳熟，他的思維極其簡捷明快，行文冷靜簡約，其內在力量是別人無法模仿的。奇怪的是，青年蕭水寒的文風卻與他十分相似，非常相似。”
那天晚上，鄧飛向劉老要了幾篇孫思遠的文章，強迫自己看下去。第二天會麵時，他小心地告訴劉老，他看不出劉老所描繪的絕對的一致性。劉老苦笑著說:
“我絕不是貶低你，你在自己的專業中一定是出類拔萃的專家，但在判斷論文風格時，請你相信一個老教授的結論，這一點不必懷疑。”
鄧飛問道：“那麼，按你的推斷，蕭文是剽竊孫的成果？－－而且恐怕不僅僅是剽竊，很可能他與孫的離奇失蹤有某些關聯？”
劉老點點頭，陰鬱地說：“我多少作了一些調查，蕭水寒是3年前從G國回來的，”他在“G國”兩個字上加重讀音，並看了鄧飛一眼。“他回國後就如爆炸般接連發表了幾篇高水平的生物學論文，接著創辦了天元生物工程公司。可是在此之前，他在生物學界籍籍無名，也沒有任何學曆。你看，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生物學家，這不合常情。”
但除此之外，劉教授不能提供任何有價值的線索。臨走時，老人再次諄諄告誡:
“我知道自己的懷疑太無根據，我是思想鬥爭很久才下決心來這兒的，希望此事能水落石出，使我的靈魂能安心去見孫思遠先生。他的過早去世是生物學界多麼沉重的損失啊。如果他是被害，我們絕不能讓凶手逍遙法外。不過你們一定要慎重，不能因為我的判斷錯誤影響一個青年天才的一生。”
他的話透露出他的矛盾心境。鄧飛也被他的沉重感染，笑道：“這點你盡可放心，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一百多年啦。”
走到門口，老人交代著：“有什麼需要了解的請盡快給我聯係，我這把年紀，不定哪天就爬煙囪了。”
那時鄧飛笑著說：“不會的，不會的，你老能活到100歲。”他把老人送出大門。
劉老對故友的責任感使鄧飛很感動，但一開始，鄧飛並不打算采取什麼行動，單憑一篇文章的相似風格就去懷疑一個科學家，未免太草率了。那天鄧飛沒有聽出老人話中的不祥之音，回濟南後不久，老人就去世了，原來他已經是肺癌晚期。他為了故人情意，臨終前還抱病遠行，這使鄧飛覺得欠了一筆良心債。於是，他不顧別人的反對，在此後的27年中，對蕭水寒作了不動聲色的耐心的監控。不過調查結果基本上否定了劉老的懷疑。
在對監控材料做出推斷時，鄧飛常想起文學界的一樁疑案：有人懷疑蕭洛霍夫的名著《靜靜的頓河》是剽竊他人，對這個觀點有讚成有反對，一直是個糊塗案子。這種懷疑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場，是因為蕭洛霍夫自此後確實未寫出任何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但蕭水寒則不同，此後的27中，他確實沒再寫過有分量的論文，但在生物工程技術中有卓越的建樹，他的學術功底是無可置疑的，在國際生物學界也是佼佼者。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懷疑蕭水寒的處女作是剽竊他人呢——尤其還與謀殺連在一起?
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鄧飛覺得自己幾乎成了蕭水寒的崇拜者。他常羨慕蕭先生活得如此瀟灑，他多才多藝，能歌善文，既有顯赫的名聲，又有滾滾的財源。
他品行高潔，待人寬厚，在研究所和生物學界有極高的聲望。鄧飛曾疑惑蕭水寒為什麼一直不結婚，不過幾年前他終於有了一個美滿的婚姻，妻子是一個水晶般純潔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