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亙古一脈，百代風華
——中國古代文學品性說中國曆史有分合盛衰，但中國文學卻沒有分合盛衰。中國文學是中國曆史文化中最值得回顧的內容之一，它在中國的各個曆史時代都有自己的創造。中國文學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相媲美，而且時間悠久，一脈相承。中國文學種類齊全，人有我有，人強我強。無論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樣樣都有悠久曆史，樣樣都有獨特創造。中國是詩的海洋，唐詩聞名世界，其實唐詩隻是中國詩歌的一個傑出代表。中國曆代都有極好的詩歌作品流傳。中國散文源遠流長，人言唐詩宋詞漢文章，可以想見漢代文章之盛。其實先秦時代，中國的散文已經輝煌，諸子百家，各逞文采。漢以後，魏晉小品，世紀精華。唐宋古文運動又形成一大散文高潮。明清清言雅作，饒有餘味。五四白話作品，猶如石破天驚。古有司馬，今有魯迅，兩位巨人，前後輝映。中國的戲劇曆史短些，不如歐洲戲劇的曆史起點久遠，但唐代即有端倪，宋代已有完整的戲劇，元曲成其太觀，名作名劇迭出，明清尤有發展；現代戲劇，東西合輝，再顯芳華。中國劇作本土特色鮮明，和西方戲劇相比，春華秋實，各有所長。中國小說成就顯赫，古典小說的最高成就出在明清時代，但其源流則可以追溯到魏晉神話，也可以追溯到先秦寓言。古典白話小說則可以追溯到唐代變文，宋代評話。除去上述四大類文學作品之外，中國文學還有自己的獨創特色，如楚辭漢賦，就是中國人利用漢語特點的一個創造。楚辭漢賦可以算在詩的範疇之內，但它們其實與詩歌有別。楚辭有瑰麗多采上天下地之風采，漢賦有鋪張陳事富貴華麗之儀態。還有數量眾多的遊記、隨筆、序跋、文評、書信、奏議，以及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楹聯、題記等，都是中國文學中不能輕忽的重要內容。以楹聯為例，從理論上講，無字不成對，無對不成聯。可作一字聯，也可作二字聯。從實用情況看，凡四言以上，五言、六言、七言、十言，以至數十言，數百言皆可成對。好的對聯，不但對仗工整，音律考究，而且寓意高妙，風格雋永。中國文學小品，看似信手拈來，卻能別有風味。中國人好交往，視書信往來為人生雅事。名人名簡，多成文學妙品。中國人對大自然別有鍾情，不少遊記，常能文生五彩，寫出山水精神。許多評述文字，與長篇文論相比，另是一路風格，雖不必大氣磅礴，風馳電掣，自有它高山流水、知音常在的意態風流。或許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學原本不很在分門別類上苦下功夫，大凡隻要有文學的地方，便有文學精神在。中國古文古典，幾乎浩如煙海。中國文學就是煙海之中的白鷗蒼燕，群起群落，觀之未盡。中國文學不但品類齊全，而且風格各異。以唐詩為例，可說凡人間所有之風格，唐詩莫不具備。《詩品》分詩風為24品，24品何足重哉!唐詩4萬8千首，風格因詩而異，詩風因流派而異，流派因詩人而異。詩如其風，風如其人。諸如李白之浪漫狂放，杜甫之沉鬱頓挫，王維之恬靜悠長，李賀之詭譎奇峭，白居易之平易近人，劉禹錫之爽捷明快，李商隱之精美深幽，杜牧之風流倜儻；加之韓愈之奇崛，樊宗師之怪誕，孟郊之寒僻，賈島之苦澀，寒山之禪風，陸羽之道骨，三教文化侵襲其中，詩壇巨子率然而出。白也稱仙，甫也稱聖，維也稱佛，其餘大驚小怪，虎嘯龍吟，猶數不勝數。以散文而論，同樣風格各異，千恣百態，各顯風流。有人以為中國先秦散文已成文風四大派的雛形，仿佛西方古典心理學所區分的四種基本心理類型。這四種風格是：荀子文風謹嚴，絲絲入扣。細考荀子之文，不能多一言，不能少一語，多一言則文氣旁泄，少一語則文意不全，故稱學者之文。韓非文章氣勢淩利，一字千鈞，有握拳透爪之威，寸鐵能屈之慨。孟子文章浩浩蕩蕩，一派王者風範。自稱“吾使吾浩然之氣”。恰如花中牡丹，麗而不媚，豔而不俗，即俗即雅，富貴非凡。唯莊子之文，寫意狀物，字字別有精神。遣字之妙，用語之奇，句型變化，高深莫測；常能言人之不能言，語人之不得語。仿佛隨心所欲，但見妙筆天成，後人稱讚其文，說莊文“汪洋姿睢”，“先秦諸子；概莫能先”。莊、孟、荀、韓，成為中國散文風格的四個基本類型，以後代有傳人，相互融合又相互借鑒，由一而十，而十而百，千變萬化，未離其宗，加上中國地域遼闊，齊楚各生文采，晉魯別具風格，更令中國散文風格，魅力無窮。精英文化之外，民間文學也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它們往往受約束更少，內容更自由，形式更活撥，反映的情緒更自然，發出的聲音更大膽。即如中國文人詩歌固然成就巨大，和民歌相比，就不如民歌來的潑辣肆意，無拘無束。反映在愛情詩方麵，唯有民歌獨具天籟之聲，今讀慣文人詩作的人，一見民間情歌，不免驚之歎之，耳目一新。中國文學之所以成就輝煌，還因為代有名篇巨著，起到領袖文壇的主導作用。衡量一個民族文學的成就，大約隻有兩個最基本的標準，一是看它的題材和體裁是否廣泛，二是看它是否擁有超一流水平的著作。前者是數量方麵的標準，後者是質量方麵的標準。“量”小非君子，一平米大的地基蓋不起摩天大樓；無“名”不丈夫，沒有名篇巨著，終究擺不脫“平庸”二字。中國文學的名篇巨作，代代皆有，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中國古典文學，素不以長取勝，多少傳世之作，篇幅不大，但韻味悠長。蘇東坡散文得莊子之風，筆鋒絕妙，長短皆能。他的《書臨皋亭》、《記承天寺夜遊》皆膾炙人口，其《答吳子野》，悼故友李師中，時情時景，情景交融，雖不必泗涕交流，但其情深意切之態曆曆如在眼前。其文曰：“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複有處世意；複一覽其詩，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采，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幾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可相見也。”此後，明、清兩代清言雅作，數量頗多，雖不必鴻篇巨製，確實別有風采。中國文學史上更有許多傳世不朽名篇，其影響遠不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度可以限定的。比如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韓愈的《祭十二郎文》，蘇東坡的兩篇《赤壁賦》，都是名家名作，大家大作。同樣文不甚長，字不甚奇，雅俗共賞，百讀不厭。一些文學巨著，如《金瓶梅》、《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聊齋誌異》等，其內涵更豐富，其影響更巨大。特別是《金瓶梅》、《紅數夢》，都是帶有百科全書性質的文學巨作。研究《金瓶梅》的人，創立金學，研究《紅樓夢》的人，創立紅學，金、紅兩學都成為專門的學問，即使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屬於絕不尋常的文學現象。中國文學史有它自己的曆史規律，大抵說來，它的發展階段是和中國曆代政治曆史的交替相適應的。春秋戰國之前，可以看作準文學時期，那個時代的文學創作，不屬於狹義文學，而是中國文學的發蒙階段。春秋戰國時代，散文、詩歌和楚辭成為三大主流，可以看作中國文學發展的直接源頭。好比中國的西北高原，長江、黃河都源出於此。彼時的散文，既有以孔、墨、老、莊、荀、孟、韓為代表的諸子文章，又有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史學著作。詩歌則以《詩經》集其大成。楚辭則以屈原為最高代表。屈原生自南方，是中國南方文化的結晶。《詩經》出於北國，是中國北方文化的集粹。二者對於後世的影響各有千秋，難分伯仲。屈原又是中國古代第一位偉大詩人，他的《離騷》、《九歌》、《天問》等作品，氣勢恢宏，想象豐富；上下求索，儀態萬方；忠心赤膽，光照千秋。秦漢時代則是中國文學曆史上另一個重要時期，它上承先秦傳統，又有新的創造。楚辭轉為漢賦，雖然卓然獨立的風格有所減弱，但雍容華貴的氣派有所增強。漢賦極盡鋪張陳事之能事，不唯氣象非凡，而且遣詞造句極見功力。過去批評漢賦，說它過於強調形式而缺少內容。誠然有是，但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它本身的價值依然不容抹殺。漢詩比之《詩經》，尤有長足發展，《詩經》多為雜言詩，以四言為其基論。漢詩則以五言見長。漢人能歌，自高祖、項羽始，都有名作傳世。漢武帝雄才大略，詩才也屬上乘，可見詩歌在漢有廣泛基礎，特別是其中的《古詩十九首》和托名蘇武、李陵的一些五言詩，都達到空前的藝術水準。漢代散文尤其有名。最傑出的代表，自然是《史記》。《史記》既是史學巨著，又是散文巨作。《史記》的語言藝術，對於中國古代語言的發展，具有裏程碑式的作用。《史記》的文學價值，在於它以變化莫測的文字能力，給後人留下許多光采照人的曆史形象。《史記》的成就，不但對於後代史學具有開山立典的含義，在對後代文學的啟迪和示範方麵，其影響也非同凡響。秦漢文學曆時400餘年，大抵西漢強盛，其文學作品也作風強勁，有泱泱大國之景象；後漢衰落，其詩文創作亦多哀怨之音。東漢文學人物中，有幾位才女尤其卓爾不群。特別蔡文姬所作《悲憤詩》，確是中國戰亂詩歌之傑作。相傳也是她作的《胡笳十八拍》，更是漢胡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尤其氣韻幽咽，情意深長。漢代經學占據統治地位，在學問方麵固然下過苦功夫，不免思想僵化，得《史記》、漢詩之補益，使漢文化趨於平衡。漢代經學地位崇高，文學地位低下，這也使得經學家不屑與文學為伍，從而改變了先秦時代文、論不分的情況，使文學得以向獨立方向發展。大抵漢賦專家不治經，揚雄雖作《法言》，不足稱為正統。這也是漢代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征。魏晉南北朝則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個時期，民歌有大發展，特別是南北朝時代的南、北方民歌，風格迥異，界限分明。南方民歌走向細膩婉轉，纏綿悱側，字字多情；北方民歌得遊牧民族狂飆萬裏之氣，表現黃塵快馬，詩風強悍。魏晉是一個新文化侵入並取得成功的時代，不但少數民族文化大量進入中原，中原文化本身也得到新的解放。加上佛學東來，玄學驟起，經學獨尊的局麵被打破，文學開始自覺。魏晉詩歌更多個人色彩，魏晉散文尤以獨抒己見見長，大抵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賢，都是一些個性鮮明的人物。曹操、嵇康皆擅四言詩，尤其曹操，他的詩可以看作四言詩的曆史高峰，也是四言詩時代的一聲絕響。曹子建的詩既繼承了漢詩的優秀傳統，又有他本人的天才創造。其詩格調高絕，個性鮮明，使用語言的能力比之先人更進一層。魏晉文學不拘一格，雖不拘一格，卻多有精品。如曹操的《明誌表》、諸葛亮的《出師表》、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向秀的《思舊賦》、李密的《陳情表》，皆非一時之作。南北朝時，詩風走向柔媚輕綺，文人詩纏綿有餘，風骨不足，南朝文風近乎詩風。這種局麵，直到鮑照、庾信的時代，才有所改觀。但南北朝時對音律有充分的研究，本代人雖然才子風情有餘，不免淹沒了大丈夫陽剛氣概，卻為後來唐詩的發達準備了一些必要的條件。魏晉南北朝時代文學批評發達，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批評得以充分發展的時期，也是該時代文學自覺的一個根本性標誌。一些文學批評名作如曹丕的《典論 論文》、陸機的《文賦》，尤其是劉勰的《文心雕龍》，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劃時代作品。此後的隋唐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高峰。唐人多福——他們生逢其時。唐詩之所以取得輝煌成就，因為在它之前已有500年準備時間。而且唐代的文化優勢，在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都是罕見的。文化環境寬鬆，經濟基礎優厚，國勢強大，人才輩出。於是唐詩苑群星燦爛，唐文苑英才濟濟。以至有哲人說，唐人已經把中國古詩作完了。不是說後人不再能詩，而是說在古體詩這個範圍內，後人已經無法超越唐人。唐朝開始興起的古文運動，同樣成為中國散文藝術的高峰，它是繼先秦、兩漢散文而出現的又一波峰期。詩文之外，唐代傳奇獨樹一幟，唐代變文開宋、明白話小說的先河。唐五代詞成為宋詞的前導，但並不因為自己處在初發階段而粗製濫造，其中的優秀作品，可與宋詞相映成輝。宋代文學與唐文學一樣興盛。所謂唐宋八大家，宋人就占去6位，其中尤以歐陽修、蘇東坡成績斐然。中國人講到唐宋文章，好以韓、柳、歐、蘇並稱，信有由矣。宋詩則別開路徑，唐詩以形象思維見長，宋人有言理傾向，二者相比較，唐詩固然多姿多采，但主體清純，精品也多，宋詩則比較駁雜。既然唐人已經把好詩做盡，大家不免奪路而走。反映在作品上顯得有點急功近利，力不從心。宋詞則取得更高成就。宋詞中同樣流派眾多，佳作紛呈，而且同樣意蘊深厚。在這個意義上唐詩宋詞都可以稱為百科全書式的時代之作。宋代的另一文學成就，是它的白話小說。宋代白話小說——時稱評話，上承唐代變文之傳統，下開明清小說之先河。具有非同尋常的轉承含義。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本是理學極為盛行的時代，而宋代的白話小說偏能不大受禮教限製，既肯談情說愛，也敢談情說愛。順便說一句，這個特點，在明代表現得還要突出。元代以曲勝。元代的詩、詞、文都有成就，但不能超過前人。唯有元曲，成為元代文學一大景觀。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兩大類。散曲又包括套曲和小令兩類。應該說在各種元曲形式中，都有精品出現。特別是元代雜劇，彌補了中國古典文學中戲劇有所不足的缺憾。而且一鳴驚人，成為繼西方戲劇和印度戲劇之後的又一民族戲劇高峰。其中的雜劇名家關漢卿、王實甫是可以和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齊名的人物。王實甫的《西廂記》更是一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明清兩代以小說最有成就。但並非隻有小說才有成就。明清兩代詩話詞話甚多，其中包含許多很有價值的美學思想。明清長篇小說成就巨大，又出現一批卓有貢獻的小說批評家，如批點《紅樓夢》的脂硯齋，批點《金瓶梅》的張竹坡，批點《水滸傳》的金聖歎以及批點《三國演義》的毛宗崗，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明代又以民歌著稱，以至有識者指出：“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桂枝兒》、《烏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明代民歌影響既大，又經文人整理，使之得以比較完整地保存。一些優秀作品更是傳播四方，膾炙人口。例如那篇多情多愛、情愛銘心刻骨的《風情》，確是“原汁原味”，文人學者寫不出來。“傻俊角，我的哥，和塊黃泥捏咱兩個。捏一個你，捏一個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臥。將泥人兒摔碎，著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明清戲曲又有新的發展。一些經典著作如《長生殿》、《牡丹亭》、《桃花扇》等，不論劇情、人物、文字、韻律，都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加上南曲北曲的普及，使戲曲取得與長篇小說不相上下的社會影響。清代末年，更有徽班進京一樁盛事，於是代表中國戲劇國粹的京劇繼昆曲之後，成為在當時及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最有號召力和藝術創造力的中國文學藝術形式。但以文學成就而論，還是明清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成就最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幾部小說，不但是中國文學瑰寶，也是人類文學史上的不朽之作。民國以後，中國古典文學的曆史應該結束了，但中國文學的曆史道路尤長。為著敘述方便，對於民國時期的文學創作，且待稍後再講。中國文學自成一係，與西方文學、印度文學、阿拉伯文學、拉美文學都有明顯區別。但對比最強烈的還是和西方文學的區別。這種區別，概而言之，屬係統之別，即不是一技一藝之別。但係統也是由各個具體因素或曰子係統構成的，而且從具體問題分析入手，結論或許更清晰些。所以這裏進行分類比較。一、中西詩歌的比較中西詩歌的根本差異表現在兩個基本方麵。一是語言差異，二是創作傾向的差異。因為漢語與歐洲各國語言相比，各自的特點鮮明。雙方在表達方式上不能脫離自己的語言基礎。所以有人說，詩是不能翻譯的。確實，中國人極少能從漢語譯詩中體會到西方詩歌的魅力。而一個不懂漢語的西方人，他們心中的李、杜、王、白也都是打了折扣的詩人。從詩的創作傾向看，西方詩長於敘事，中國詩更適宜抒情，西方詩不畏議論，中國詩重在言誌。中國詩中也有敘事詩，但不能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相比之下，中國詩以抒情為主，以寫意稱長，更善於使用形象思維方式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中國詩描寫範圍廣闊，而且特善於寫親身感受，寫身邊瑣事。他們不怕舊題材，但要新發現。不論寫自然，寫人情，寫友誼，寫軍旅生活，寫閨中私情，還是寫希望，寫渴望，寫興奮，寫歡欣，寫憤怒，寫哀傷，雖然盡是千古舊題，卻能翻舊成新。且無論寫什麼，都不曾離開具體形象，因為他們最欣賞情景交融的詩歌意境。因此，賦、比、興的創作方法在中國詩中是不能沒有的。而且大凡詩壇高手，總能穿情入景千變萬化，既讓你似曾相識，又出你意想之外。像西方詩人那樣的長篇大套地敘事，中國詩中是極少見的。白居易的《長恨歌》，已經是較長的作品，其中敘事成份不少，但論其最精采的地方，還在於能夠借事以傳情。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韋莊有長篇詩作《秦婦吟》，但從接受者這一麵看，不甚合乎讀者口味，所以名聲雖大，後來就失傳了。若非從敦煌石窟中重新發現，則成一段無頭公案。西方詩歌，擅長敘事，也擅長議論。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時代更早的《荷馬史詩》，都是千言萬語，詩川詩海，這樣的作品，都是漢語詩中所沒有的。二、中西散文的比較與詩歌相似，中國散文更擅狀物抒情，西方散文更擅說理、論辨。中國古代散文中並非沒有說理文，先秦諸子中就頗有些善於說理的文章。孟文雄辨，韓文犀利，莊文風流，荀文縝密，都是說理的能手。但總體言之，中國散文中的精品，絕大多數不以說理見長，而以寫人寫事寫景寫物取勝。實在中國古來就是一個人情味特別濃重的國家，自古有“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的風土習俗。對於無情者總是鄙視，對於深情者總願親近。自然，情與情也有不同，有俗情，有雅情，有真情，有實情，有情如火熱，也有情似水柔，有親子情，有夫妻情，有合家團聚之情，也有生離死別之情。中國散文一到言情之時，馬上神采飛揚，入微入理；常能令人心動神搖，甚至令人驚心動魄。又善寫景。大凡中國散文史上的抒情能手，也就是寫景能手。寫景不擇巨細，有美即可為之。高山大川既可寫之，名勝古跡亦可寫之，西山百丈潭水、南方數畝竹林均可寫之。既可麵對大自然，揮如椽之筆，也可對三尺畫幅，再添墨趣。中國抒情散文家的寫景，不管山、水、湖、澤，樓、台、亭、榭，還是草、木、花、蟲，日、月、陰、晴，一經入筆，皆成佳話。亦善記事。記事本史家長項，但許多散文界大手筆，也有很高的記事才能。而且事無分大小，有情便可記之。大到戰死疆場，以身殉國，小到青梅竹馬，兒女情長，無不阿堵傳神，餘韻不絕。前者如韓昌黎記張中丞壯烈死節；後者如歸有光寫閨中之樂。但與西方散文比較，中國古代散文在理性思維方麵絕少有大手筆出現。一方麵，這大約和中國古文自身的局限有關，更主要的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既缺少這種自由發揮的文化環境，也缺少必要的理性哲學作支點。三、中西小說的比較相對而言，中國古典小說更擅長客體描寫，順時敘事。所謂客體描寫，即作者不用第一人稱寫小說，也不參與小說本身的故事情節。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常有以第一人稱寫成的作品。但在中國眾多的白話小說中，這樣的作品幾乎一部也沒有。中國古典大作家，似乎更喜歡站在事外，冷靜觀察。即使以自己親身經曆的事實作素材，也必須另起爐灶，假以地名。《紅樓夢》中的許多重要事實，大體皆與作者有關。但作者並不參與其內。《紅樓夢》一書是作者感情投入最多、用情最大的作品，以至書未成而身先死。可謂嘔心瀝血，以命殉書。然而寫在文字上的，依然以白描為主，感情固然沸然不止，敘述依舊冷靜從容。中國作者的這種“內功”，實在是西方小說作家難於比擬甚至難於想象的。所謂順時敘事，即按照小說自身情節發展的時空順序作結構安排。縱有幾句回憶，幾筆倒敘，不能成為主流。順時敘事其實是和客體描寫相表裏的。因為是客體描寫，便不好讓書中人物作長篇回憶，因為書中沒有作者自己(第一人稱)，所以時空順序也很難顛倒，總不能由書中人物自己把謎底揭開吧!最多有些神佛之兆，或幾句偈語出現，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如《金瓶梅》29回，寫吳神仙給西門慶全家相麵，相士所言真個句句靈驗。但在未曾讀完全書的人心裏，大約隻能引起更多的好奇，而無法確知究竟後事如何。《紅樓夢》中也曾花大筆墨寫賈寶玉神遊太虛境。在那些預知因果的小冊子裏，有圖畫有文字，把金陵十二釵的結局寫得明明白白。但你若非讀罷全書，也隻會更添朦朧而已。 中國小說的這兩個特點，決定了中國小說在感情表達方式上不能像西方小說那樣激情澎湃，熱血沸騰，那樣貼近生活，仿佛有一股驚天動地的力量驅動作者與書中人物同呼吸共苦樂。中國古典小說的結構也如同中國建築或中國式繪畫一樣，慣以平麵為基礎，以線條的巧妙運行為主導。簡單些的便走線式結構的路子，如《西遊記》，孫悟空就是牽動這條線的首腦，孫大聖走到那裏，故事便發展在那裏。複雜一點的，則演化成複式結構，二三條線此起彼落，甚至同時發展，時合時離，始離終合。最複雜的則是《紅樓夢》式的網式結構，各種線索左右穿插，前後呼應，緊針密線，渾若天成。盡管如此，對比於歐洲近現代小說那樣的時空倒置、前後錯落、跳躍描寫、縱橫無忌的手法，依然有質性差別。其結果是西方小說往往更能打動人心，而中國小說更加耐人尋味。比如我們讀《紅與黑》，最好一氣嗬成；而讀《紅樓夢》，何妨反複體味。四、中西戲劇的比較中國人喜歡大團圓。有人說中國古典創作中沒有悲劇，其實並非真的沒有悲劇。而是因中國人喜歡給悲劇一個大團圓的結果，從而化悲痛為團聚，雖辱後必榮歸，致使原本十分悲慘的故事半路途中變了味道。比如京劇《金玉奴》原本是一出悲劇。那故事十分古老。講的是一個要飯的老頭兒，與他獨生女兒金玉奴過活，金玉奴在偶然的情況下救活了一位餓得半死的書生。她喜歡這書生，她父親也喜歡他，於是便招這書生為上門婿，後來這書生考中狀元，一闊臉就變，馬上考慮另謀新婚，竟把對他有救命之恩的妻子一把手推到河裏。故事到這兒，悲劇已成，但不行，人們非讓它峰回路轉，“無巧不成書”。鬼使神差地讓一位大官把落水的金玉奴救將起來。於是金玉奴哭訴，於是這官老爺認她作了女兒，於是便向那負心賊提婚，於是這負心人便欣然入贅，於是便拜堂成婚，於是便入洞房，於是便棒打薄情郎。到了這會兒，悲劇意味已大半全消，這故事當真就該打住了。但是，不。金玉奴還要痛說前恨，負心人還要長跪認罪，大家還要一痛兒苦勸，最後夫妻倆還要合好如初。中國人可謂愛團圓成癖，有時，即使劇中主人公已經被殺，還要想方設法讓他們在陰間團圓，或者幹脆起死回生。孫悟空能讓人起死回生，因為他是一個神猴，包青天也能讓人起死回生，就有點不可思議。但既然為著美好的團圓，就算不可思議，大家也願意信他。中國其實也沒有喜劇。有些小品意在滑稽，與喜劇二字還有距離。因為中國人在傳統文化下活得很累，凡事必講道德，講來講去，把歡樂變成嚴肅，就是有些笑的因素，寫來寫去終於變成一副道學模樣，比如昆曲《思凡》、《下山》中的年輕的尼姑和同樣年輕的和尚發生戀情，是最有喜劇色彩的，不但劇情好，台詞好，表演也好。但是歡樂隻在這一時。如果這戲再演下去，就又嚴肅起來，而且大講因果報應，地獄酷刑，弄得台上台下大不快活。不要說這個，就是齊天大聖，本來是最受人們歡迎的喜劇人物，但一寫到西天取經，馬上一本正經，動不動就讓大聖頭疼欲裂。如此這般，笑都不易，何有喜劇而言？中國古來悲劇、喜劇都不發達，隻有正劇最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本意。一方麵中國人好講禮教，禮教森嚴，非板著麵孔不可。另一方麵中國人又喜歡得到某種慰藉，就希望劇中人物最好團圓。和沙士比亞、莫裏哀那樣的悲、喜劇大師比起來，中國傳統劇作走的是另一條道路。但中國民族戲劇有自己獨到的曆史成就，單就文學劇本方麵講，不論在語言、結構、人物、韻律哪個方麵，都有巨大的曆史性成就。一些古典名劇名作，如同一首立體的詩篇，令人有百讀不厭回味無窮的藝術魅力。五、中西文學批評的比較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注重細節，忽視體係，注重意境，忽視理論。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強調道德人格的大有人在。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為著自己所維護的倫理綱常，不惜竄改《三國演義》原文。金聖歎也有亂改原文的習氣，但側重點不在此處。好在中國文學批評的精華不在道德方麵，而在藝術方麵。中國古典文學批評不擅長篇大套，也不很注重理論體係的建立，更喜歡依附原文，就事論理。中國也有巨型文學批評著作，如《文心雕龍》，但比照西方文學批評看，即使《文心雕龍》也隻是成篇的文章，而不是成篇的理論，它同樣缺少完整的理論體係。更多的文學批評精華，則散見於各種詩話、詞話和小說批注之中，但這不證明中國文學批評沒有真知灼見。它們常常能在紛繁的敘述之中，抓住筋節之處，隻消三言兩語，便成畫龍點睛之效。《西廂記》上有一段唱詞：“一個糊塗了胸中錦繡，一個淹漬了臉上胭脂。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帶圍寬過了瘦腰肢。一個睡昏昏不待觀經史，一個意懸懸懶去拈針黹。一個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個花箋上刪抹成斷腸詩，筆下幽情，弦上的心事，一樣是相思，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唱詞確實很妙，金聖歎批的更妙。他寫道：“連下無數‘一個’字，如風吹落花，東西夾墮，最是好看。乃尋其所以好看之故，則全為極整齊卻極差脫，忽短忽長，忽續忽斷，板板對寫，中間又並不板板對寫故也。”聖歎畢竟聖歎，批語與原文同樣漂亮。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畢竟缺少必要的理論基礎，很多情況下，隻能意會，很難規範。六、中西文學語言的比較中國文學語言，偏重語言和音韻，西方文學語言，更重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