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江湖俠骨已無多——中國的遊俠精神到西漢為什麼沒落(2 / 3)

《遊俠列傳》記載的第一位大俠朱家就是秦末漢初人,與劉邦同時。身處社會動亂時代,他勇於救人,光是士人就有百十人,平民百姓不可勝數。為什麼他以救助別人為自己的義務,僅用同情心是不能解釋通的。其中必有一種責任意識起作用,或是宗教信仰或是職務規範。看來不是前者,隻能是後者。但不是現在的,而是過去的職務觀念的遺留。

司馬遷說,那些貴族的俠,有權、有勢、有土、有錢,得名也易。至於那些身處閭巷的布衣之俠,他們都是靠自己的修行,名揚天下,知者無不稱賢,才是最難的。《遊俠列傳》較為細致地描寫了郭解。其實郭解的性格素質並不好,少時為人陰賊,所殺甚眾。中年以後,改弦更張,以德報怨,施與而不望回報。列傳記了他三件事。一是郭解的外甥仗著舅舅的名聲勢力欺侮人,被人殺死,殺人者跑了。郭解的姐姐怨弟弟不為她複仇,便把兒子的屍體扔在道路上,不埋葬,丟郭解的臉。殺人者怕郭解追殺,自動找到郭解說明情況,郭解說,錯在我的外甥,把他放走了。自己埋葬了外甥。二是有人故意在郭解出行時擋他的路,而且特別倨傲,郭的門客要殺掉此人。郭製止了他還說:“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後來,郭解還在暗地幫了他許多忙,得到諒解。三是洛陽有對仇人,洛陽當地“賢豪”勸解多次,無效。郭解到洛陽把這對仇家化解了。然而郭解感到自己奪了洛陽“賢豪”權力,於是連夜離開洛陽,使外人感到仇家的和解乃是洛陽“賢豪”勸解的結果。這三件事在今人看來郭解活得多累啊!郭解就是靠這種“累”,“修行砥名”,讓社會認識自己。司馬遷說,這些俠都是“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啊。人們認識了俠,也給俠帶來無窮的麻煩,甚至是滅亡的厄運。

三、捧殺與打殺——“民間領袖”的命運

漢人關於遊俠的記載突出他們的共同的特點是交遊遍天下,有眾多的朋友。如朱家無錢無勢,但“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關(函穀關)東”的人們都願意與他交成過命的朋友。文景時期,大將軍周亞夫率軍討伐吳楚之亂,途經洛陽,見到大俠劇孟,認為吳楚造反沒有把劇孟拉人其中是一大失策,因為劇孟背後的力量可敵一國。其實,劇孟“家無十金之財”,他的力量來之於交遊遍天下。劇孟的母親去世時“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司馬遷見到過郭解,他眼中的這位大俠是“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受到人們的擁護。漢武帝時,為了把關外“豪富”全部控製起來,把他們遷徙到首都長安附近的茂陵,被遷徙的名單中也有郭解。可是郭解家貧,不夠“豪富應有三百萬的家資才夠格)的標準,於是衛大將軍在漢武帝麵前說郭解家貧不中徙。”漢武帝說一個平民百姓,竟有將軍替他說話,“他家不窮。”於是郭解必須遷徙,但把郭解列人遷徙名單的縣吏也被郭解的“粉絲”殺了,對此,郭解毫不知情。到了郭解搬遷那天“諸公送者出千餘萬”,朋友送給他的錢超過千萬,郭解隻是在上路之前才真正符合了被遷居茂陵的資格。郭解名滿天下,真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到了茂陵,無論認識不認識的,紛紛以能與他交往為榮。後來,漢武帝終於借故“族誅”了郭解。郭解罪在哪裏?一介平民,居然有那麼多“粉絲”!有了支持者就有了權力,有了權就能決定他人的死生,這在皇權專製社會中是統治者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不管郭解中年以後如何自律、如何守法、如何謙卑都是不管用的。《左傳》中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一統時期是小人無罪,有勢力則有罪。郭解被族誅的“判決書”中說: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署名是當時的禦史大夫公孫弘。在公孫弘看來,一些人不用郭解支使就替他去殺人,可見郭解在民間的勢力之大,就憑這一點還不該殺嗎?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以交遊郭解為榮、願意為他出力,甚至為他殺人?除了郭解本人的名望和魅力外,還有社會因素。此時剛剛從貴族社會轉人皇權社會,人們對權力高度統一還是不習慣的,特別是日漸平民化的士人。因此蟄居地方的士人以及原來的貴族,總愛捧出一些傑出人物或特異人物作為領袖,有意無意地削弱或抵製朝廷的權力。郭解本身固然就有影響力,但一些地方豪強也在有意無意地捧他,希望他能成為民間領袖。郭解大約也感到這一點,人們越捧,他越謙卑,越退縮,但最終還是被捧殺。所謂“殺君馬者道旁兒”就是此意。是不是這些士人就懷有捧殺的惡意呢?我以為不是這樣。這也與社會轉型期間士人特殊心理有關。

我們讀西漢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許多士人還是懷念戰國那個“權出多門”時代的。那時權力的分立,社會有較大的生活縫隙,有才能的人才會有更多的機會脫穎而出。漢武帝時的東方朔,在《答客難》中說,戰國時期,諸侯爭天下,才是“得士者強,失上者亡”的時代,士人可以充分表現自己;現在“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賢不肖何以異哉”?沒有了競爭,“賢”與“不肖”就沒有差別。如果皇帝抬舉你,你就會“在青雲之上”,貶抑你,你就會被打壓到“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一切以皇權為依歸。西漢末揚雄對先秦一些君王禮賢下士的行為萬分向往。他在《解嘲》一文中列舉了寧戚、管仲、侯贏、部衍等有才幹的士人所受到的禮遇。用此以對比當時的“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這個時期,出身平民的士人如想有個較好的出路,隻有走門子,攀龍附鳳,低三下四,摧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