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房間時發現了1999年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重新編定的《不怕鬼的故事》。這本書是文學所的驕傲，係奉毛主席、黨中央之命而編選。1959年春季，中央下達任務，主編為當時的所長何其芳先生，許多老先生參與指導如錢鍾書、俞平伯、餘冠英、孫楷第先生等（這些老一代名流都已歸道山），負責具體編寫的是當時被稱為“中青年同誌”的喬象鍾、胡念貽、曹道衡、鄧紹基等先生（現在有的謝世，有的早已退休）等。從這些列名人士來看，用當下流行的廣告語來說是“陣容極其豪華”了。1959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編寫基本完成，毛在中央會議上印發了其中的一些篇章，供與會人員參考。嗣後，又指示在初編的稿子的基礎上，加以精選和補充，由何其芳撰寫序文，公開出版。序文寫好後，毛兩度召見何其芳，當麵指導，親自修改序文（何曾滿懷激情著文記其事），修改原件一度收藏在文學所，這是文學所的珍藏。
《不怕鬼的故事》於1961年1月24日完成，毛主席又作批示，要求2月份出書“何序”要在《人民日報》《紅旗》上發表，序文的英文稿要在《北京周報》上發表。這種出版速度在當時是大躍進的速度；其推出方式，也極富聲勢，這是非常符合現代的商業出版原則的，不同的是，現在出版商是為了錢，那時主持者是為了政治。
有趣的是，當年那麼重要，經由偉大領袖修改的“何序”，在1999年重版《不怕鬼的故事》時被刪去了，為什麼？我想原序太政治化了，過度強調編選的政治目的了（當時不強調可不行），現在有些不合時宜了。序文有一半以上的文字是談如何“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和號召讀者與“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作鬥爭的。語言枯燥，質木無文，真不能想象這是一度被視為“唯美主義”的何其芳寫的。文中所說的道理現今肯定也是不適宜了，可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本書是跨政治、曆史、文學諸多領域的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凡是與此書宗旨不合，或徑唱對台戲者，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最可悲的是那些並無意與其違拗，竟被認為是違拗，甚至被視為挑戰或進攻的，釀成潑天大禍，造成千古奇冤的，也不乏其例，孟超的《李慧娘》就是最突出、最冤枉的一個。
從傳統來看，談鬼說狐，本是文人雅事。蘇東坡貶到黃州，成了“犯官”，靠邊站了，沒事幹，一肚皮的牢騷，他就請人談鬼，主客各得其樂。清代詩人王士稹為蒲鬆齡題《聊齋誌異》也有“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的詩句。這裏不僅表彰蒲鬆齡愛說“鬼話”，也有“夫子自道”之意。其中不能說沒有牢騷，但大都無關宏旨，無非是文人困境的一種自我紓解罷了，自古統治者一般不管這等閑事。
然而，自《不怕鬼的故事》出來不久，宣傳部門的管理範圍擴大到“鬼”。例如《李慧娘》是寫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私生活淫亂，在西湖殘害了想爭取愛情自由的寵姬李慧娘，結果李慧娘化作厲鬼向賈複了仇。按說這套程式非常符合建國以來所倡導的壓迫、反抗、複仇一套鬥爭理論的。不知道為什麼它首先受到懷疑和打壓。最初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還化名“繁星”寫了一篇雜文《有鬼無害論》，發在《北京晚報》上，為《李慧娘》辯護，並對鬼戲表示支持。於是，廖就成了孟超的“共犯文革”哄起後，廖沫沙青出於藍，又名列“三家村”“黑店”之中，幾乎人人皆知，孟超則瞠乎其後了。
現在仍然記得，初讀這篇文章時的情景。當時我正讀中文係大二，尚屬不知鬥爭內幕的大學生，心想“戲中有鬼，不是很經常的事情嗎？怎麼也要做個問題來辯解呢？”北京京劇團演的包公戲《探陰山》，中國京劇院演的《筏子都》，北昆演的關漢卿的《竇娥冤》《鍾馗嫁妹》，正在熱播的洋鬼戲《王子複仇記》《鬼魂西行》不都受到廣大觀眾歡迎嗎？不都是非“鬼”不成戲嗎？我覺得戲中有鬼神出場不僅是個正常現象，而且是個不可或缺的戲劇程式。過去梨園行中就有“戲不夠，神來湊”的諺語。其中的“神”是包括“鬼”的。有鬼算什麼問題？還要寫篇文章為之辯護！這隻是熟悉戲劇的一般觀眾的看法，當然不會有政治家們的深謀遠慮。
真是沒想到，當時也不知道1963年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使鬼戲“永遠”告別了舞台。這個文件痛心疾首地說“‘鬼戲’的演出，加深了人們的迷信觀念，助長了迷信活動，戕害了少年兒童的心靈，妨礙了群眾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動會道門也就利用群眾的迷信進行活動。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不少幹部和群眾的不滿，提出了責難和批評”。既然“鬼魂”如此可怕，甚至，事關江山大計，當然不能讓它再現於世。那麼如何看待《不怕鬼的故事》呢？按說，它不能懷疑，是偉大領袖親自手定的。然而其中也有“鬼”啊。而且“不怕鬼的故事”這個命題本身，就確定了人間是有鬼的，如果“鬼”不存在，或者被掃蕩殆盡了，還有什麼怕不怕的問題？還要用這本書教育群眾嗎？這個道理至為簡單，當時就是沒有人敢講，也許就是有人講了也沒有人知道，一切都消弭於無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