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行政力量特別強，果然，自1963年以後，中國舞台上、銀幕上，凡是與“鬼”沾親帶故的東西統統不見了，一切為“鬼”說理辯護的文字也都在批判和清除之列。弄得“三家村”主人灰頭土臉，隻得偃旗息鼓，悄然收兵。因為這不是講道說理的時代，對一切“異端”不僅有“批判的武器”，更多還有賴於“武器的批判”。這種討伐隻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到了“文革”準備期，凡是沾到“鬼”的文藝作品、文化遺存，包括各類廟庵寺觀都在徹底掃蕩之列，甚至殃及古人、名人的墳墓。胡喬木1964年寫的《沁園春.杭州感事》其中有“土偶欺山，妖骸禍水，西子羞汙半麵妝。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的句子。胡將此詞呈毛澤東修改，毛加了旁批：“杭州及別處，行近郊原，處處與鬼為鄰，幾百年猶難掃盡。今日僅僅挖了幾堆朽骨，便以為問題解決，太輕敵了，且與事實不合，故不宜加上那個說明。至於廟，連一個也未動。胡喬木在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中更進一步闡釋說，但國內至今廟墳如此之多，毒害群眾，亦覺須加撻伐……杭州一呼，全國響應的日子，想亦不遠。”可以說這是“文革”第一爆，其所針對的，不僅有“鬼”，還涉及“神”。由此開始了對一切有關“鬼神”的大掃蕩，真有犁庭掃穴的力度。其結果，50歲以上的人們都親眼見過。最後隻剩下了人間的“牛鬼”。“文革”中，有一次看我的老師廖仲安先生，問他怎麼不到朋友家走走。他自嘲地說“不能訪友啊！‘訪舊半為鬼，牛鬼沉痛迫中腸’。”這些都可以看做《不怕鬼的故事》的延伸。
由於高層的推動，《不怕鬼的故事》一書也受到社會的重視。從1961年起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學語文課本中也從該書擷取一些篇章做教材，而且還是指定的課外閱讀材料，因此，說起這本書來，大多上過中學的人們都是熟悉的。我是1960年考大學的，語文卷子的一篇文言文翻譯就是《艾子雜說》中的“鬼怕惡人”那時《不怕鬼的故事》雖未出版，但已經編成，在內部流傳聽說1961年高考的作文題是“不怕鬼的故事”（或許是1962年），這是個論說文，那時的高中生還不善於寫論說文（我們那屆作文考題就是“大躍進中二三事”），因之，這屆作文考試就有許多笑話流傳。
要以“不怕鬼的故事”為題論述一個在當時認可的正確觀點，對那時的高中生太難了。不知道是真事，還是學生對這個難題的反感而編造的，那時北京流傳了一個故事：師大女附中有個優秀的考生，由於緊張把題目的“鬼”字看成了“兔”。對象一下子由很可怕的，變成很可愛的了。題目上“兔”和“怕”對不上號了。照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看來，這樣的題目怎麼做呢？這位考生不愧是“女附中”的學生。她這篇作文從自問自答開始，把“考題疑問其實，這隻是她一個人的疑問”寫入正文了。“兔子在童話和民間故事中都是善良軟弱的象征，它那通紅的眼睛，仿佛受了委屈或被人欺侮才哭過一樣。兔子怎麼能與‘怕’聯係在一起呢？”這個破題多好，有點像以前考“八股”時的“截搭題”。不僅把本來不合邏輯的事情解釋清楚了，也為下麵的發揮造勢。“然而，事情總是有兩重性的，好事壞事之間總是可以轉換的”這也是當時流行的“辯證法”語言，運用辯證法分析問題被認為是有思想覺悟的表現。但光是“辯證法”還不夠，還要有證據本來澳洲沒有兔子，“當一百多年前一個英國殖民者把一對兔子帶上了澳洲島，由於沒有天敵，這對兔子繁殖了數以億計後代，破壞了澳洲的牧場、田園，成為澳洲農民、牧民的大敵。兔群過後莊稼、牧草頃刻而盡，不用說以‘怕’形容，就是說談兔色變也不為過。”這樣“怕”也就立起來了。但僅僅形容“怕”還不行，因為這容易使讀者喪失信心，這位女高中生深諳此道。她接著筆鋒一轉：“然而澳大利亞不是正是以出口兔肉罐頭聞名於世嗎？”於是由“怕”變為“不怕”，不僅不怕了，甚至應該歡迎了。應該說這篇文章從內容（如果例子是中國或社會主義國家的更好）到邏輯都是合格的，但看錯了題，也是一分沒有，願它隻是一個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