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個“閉門20年”
讀陳遠的描寫以往知識分子風貌的《逝者如斯未嚐往》，其中有《家學的消亡》一文，文中說到梁啟超家族中諸賢的學術成就，提到梁啟雄，這讓我想到45年前讀大學時的一件往事。當時正值困難時期，政策比較寬鬆，不僅1958年、1959年批判過的老專家可以講課了，而且還常常從外麵聘請著名學者專家來校作專題演講或學術座談。這使得高校的思想學術活躍起來。一天，通知說梁啟超的弟弟梁啟雄來校與同學座談，這使我們驚異非常。因為那時對我們這些大學生來說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巳經是很遙遠的存在了（其間隔著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個曆史階段，其實梁啟超逝世於1929年，距60年代不過30餘年怎麼還有弟弟在世呢？有的老師告訴我們，梁啟雄先生是著名的先秦諸子專家，他是我們教務長的嶽父，我們才能請到他的。座談時，我們見到的是一位幹瘦的老者，一開始他就說，他自從懂事後，先是跟先兄（指梁啟超）閉門讀書20年，先兄去世後他閉門研究20年。後來關於研究心得他也講了很多，但我隻記住了這兩個“閉門”的“20年”（“文革”中聽說我們那位教務長因為他的嶽父向同學宣傳“閉門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受到批判我想知識分子無論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做事情，都離不開專心致誌，不能一邊念書、研究，一邊想著世上的浮華，或者為外界雜音所幹擾。這樣不僅要“閉門”，還要耐得住寂寞，雖不一定非20年不可，但確實需要一些較長的時日。20世紀前50年中，雖然社會動亂頻仍，乃至“以華北之大，容不下一張書桌”的情況也持續了多年，而且還產生世界少有的“流亡大學”（如西南聯大一類），然而許多知識分子仍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甚至為世界的學術發展作出貢獻，其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有“閉門”的定力，而且社會也允許他們“閉門”。
2.比之世界而無愧的大學與報館
談到定力，不由得想到過去有許多傑出的人物，他們一生仿佛就為幹一件事來的。如朱生豪就是為翻譯莎士比亞劇作而生的，翻譯完莎翁全集便身歸道山；張季鸞、王芸生好像生來就是為編《大公報》的，他們的人生都因《大公報》而達到頂點。張在抗日戰爭時去世，受到舉國一致哀悼；王芸生除了像張季鸞一樣為《大公報》的輝煌而盡力外，50年代後還為編《大公報》做了20多年的檢討。梅貽琦在曆史上出現就是為清華服務，直到做校長。從1931年臨危受命（當時清華已經11個月沒有校長了）到1948年年底去美國做寓公，梅一直做清華校長，而且一心一意，決不分心旁騖。盡管在教育界他久享大名，但他決不會“今天幹教育，明天弄政治；幹著校長，想著部長”。梅貽琦在美國住了5年後，他飛往台灣，用清華基金會的利息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後辦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校長，直到去世。盡畢生之力他辦好了一座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