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中，大學與報館大約是最能測試知識分子水準的標尺了。《逝者如斯未嚐往》中談到了許多大學如清華、北大、燕京等。這些大學為世界、為中國貢獻了多少世界級水平的人才，我想關心中國學術史發展的學者心裏都有數。談及大學的成就，人們往往從教授方麵考慮得較多，而陳遠則比較關注大學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如本書著重評介了掌教清華多年的梅貽琦，擔任過北大校長的胡適，燕京大學校長、半個中國人半個美國人的司徒雷登等。《大師之道與大學之道》是作者與清華校史專家黃延複的對話。黃延複用“專、大、公、愛”四個字概括梅校長的人格和風範。這“四點”中最重要的是他對學生的愛，把學生看做自己的子弟。清華大學的成功根於他對學生與事業的愛。另外梅的辦學理念則是成功的基礎。梅貽琦掌管清華，一貫奉行校政公開和教授治校的方針。而他本人始終采取“無為而治”“吾從眾”的謙遜態度。梅貽琦特別注重教授的聘任，雖然這也是當時辦大學者的共識，但唯有梅明確提出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清華在聘任教授上是很嚴格的，兼顧德、學、才。黃延複認為梅所說的“大師”就是古人所說“多才，有善行”的賢者，他說“老一代的清華學人中，大多數屬於這樣的人”。在這種學術環境下，梅在《大學一解》中對教師與學生傳道、授業、解惑形式作了新的解釋：
古治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大魚在前，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之師生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意不遠哉！……
正是由於梅貽琦有這樣胸懷、見識和品格才把清華辦成當時一流大學，就是比之於世界，也不遑多讓。當時燕京大學也是大學中的佼佼者，隻是因為燕京是教會學校，又由於校長司徒雷登在國民黨政府即將倒台時做過一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多為人所詬病，近50多年來很少被提及，也掩蓋了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學時所作出的成績。這一點在《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靈魂》中有對他有較深人的描寫。
民間辦報在那個時代更為突出，在那個風雷激蕩社會巨變的時代，每個社會運動的發生與發展都有報刊輿論作先導和支持。我國報人在這方麵表現與其他國家新聞界比較起來毫不遜色。《申報》《京報》《晨報》等都在相應的曆史時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報》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對推動抗戰健康發展，功不可沒。1941年5月15日被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評選為外國最佳報紙，並贈與榮譽獎章（這是新聞界重要獎項，此前獲得這個獎的隻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印度的《泰晤士報》引起極大的轟動。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過去知識分子曾經達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