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正襟危坐地讀侯家駒先生的《中國經濟史》，覺得頗受教益。可是突然感冒了，清鼻涕不停地流，全身酸痛，四肢無力，讀書移到床上，可是書卻捧不動了。這上下兩本的近1000頁書是精裝的，雖然比不得魯迅先生70年前所埋怨的重如磚頭的“洋裝”的《四部備要》，但也端得手軟臂酸，隻好挑本拿著輕快、內容輕鬆的書看。於是，選中了這本戔戔一薄冊的《中國好人》。
這是一本讀史雜文，作者刀爾登。全書由60多篇雜文隨筆組成，每篇長也不過2000字，寫得輕鬆，讀來愜意，起了很好的休閑作用。更重要的還是見識，談史如果沒有見識，仿佛翻騰舊書庫，隻是暴土揚塵，白白吃了許多灰土，得不到一點啟發心智的文字。而有見識的文字，則能使我們從紛紛擾擾的世相中看出些道道來，活得明白些。本書每每將有見識文字，寫得斐然有趣，令讀者囅然一笑，頗有早年讀錢鍾書先生《寫在人生邊上》的感受。為了說明“餘言之不謬”，順手拈來幾段書中的文字：
曆史愛好者喜歡的一個題目，是“你最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自己在想象中的身份。要是想當皇帝，清朝最適合你；要是做農民，哪個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歡宋朝，士兵懷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當宦官呢？這不太像個好誌願，不過，萬一有人心懷這樣的抱負，我建議他回到明朝。對女性來說呢？不知道。
——《放縱的權利》
這是作者在評論春秋奇女人夏姬時一開頭寫下的文字。他在評漢代酷吏嚴延年時說：
假如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一個盜賊也沒有，豈不是政治清明，社會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這麼想，你就錯了。沒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隻能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作惡能力被統治者獨占了。幸運的是，人類的政治還未曾達到過這種極致，盡管有許多次都向當地接近。
——《勿語中尉正承恩》
說到近千年的清官偶像一一包拯：
讀包拯事，總有幾個疑惑。一是他為什麼鮮有朋友；二是彈劾張方平的上疏為什麼沒有流傳下來；三是他為什麼不笑。……最奇異的，是包拯不笑，當時流傳的一句話“包公笑，黃河清。”一包公一笑，比黃河變清還難得。
——《烏畏霜威不敢棲》
談到黨錮之爭中的張儉與掌權的宦官作鬥爭時，因過於矯激，給許多不相幹的人們帶來災難：
孩子們不知道，好人和壞人在道德上是共同體，彼此需要，相互寄生；也不會知道，好人通常是希望壞人變得更壞的，最好是壞到透頂，無以複加。如果這些壞人一時未臻極境，那成就推他們一把。
——《使汝為善我為惡》
當然，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許多，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用心在感受曆史和世情。因為當現實一成為曆史就好像現實定格為畫麵，形象雖在，但真氣索然，必須設身處地，用心靈去體會，才能諳聽當時人們的心跳。
本書論人論事，多是稍加點染，少有係統的議論，但從中可見作者獨特的視角和眼光。如談及荀奉倩癡情，言唐宋以前士大夫心目中“沒有‘愛情’這一範疇”，當“愛”來臨時，“他們不知道自己感情的性質”，隻好歸之為“好色”；評論充滿了懷疑精神和好奇心的屈原，說他把自己對天地日月，古往今來種種問題，化為一篇奇詩——《天問》。而“兩千年間的學人，則共同創作了一部‘不問’”，來回答屈原；曆來讚美朱元璋建立明朝，說他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作者認為更合實情的一句話是“得天下者得民心”……這類行走曆史邊緣的隨意評語很多，很能顯示作者才智。
作者論史有個出發點就是崇尚多元、崇尚人情。社會的生態與大自然一樣，多元才能生氣勃勃，這種多元以自然形成的為最佳。記得某作家描寫外蒙草原大自然生物多樣性的情景：“腳踏上那兒的草地，就會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質上。要是仔細觀察你踩下的那個腳印，在那麼小的麵積上，我感覺就能聚集著上百種植物和昆蟲。那些豐富的物種糾纏在一起，生長得又密又厚，幾乎就沒有重樣的。有些蕨類、灌木什麼的，要上百年時間才能形成它們的根係。”這與排列成行的人工的防護林，綠茸茸的草地，齊整的莊稼不是一回事。社會也是如此。
作者在《一編書是帝王師》中說“如隻從前景來看，秦不如六國，漢不如秦，後麵的朝代，出人於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且都不如漢。”有人或以為這是曆史退化論，其實作者是從社會越來越趨向絕對一元來立論的。春秋以來，士出多門，“關東六國的士人，半獨立於行政之外。他們的出身五花八門，收人來源，各自不同”。他們的思想理念，區別更大，這樣才出現諸子百家之學，才有持各種理念的學者遊走四方。秦始皇雖然用暴力結束了這種局麵，實行“以吏為師”，“打破了讀書人幹祿的常式”，這是一變。此變之後雖然不斷排斥和打壓除了法家以外的各個學派，但這“反倒可能促出一批自作主張者”。讀書人遊離於行政體係之外，也不完全是壞事。然而，它存在的時間很短暫，秦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