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行“以師為吏”，實現了使紳士與儒生合二而一。這更是一大變，此變決定以後兩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在後人看來，這是最合理不過的事，因為它符合“選賢任能”的正確理念。當這種製度，包括科舉製度初傳至歐洲時，許多學者大為驚訝，認為中國真了不起，很早就實行了柏拉圖所幻想的哲學家治國。人們在讚美它時忽略了由於官員都出於儒生，儒生哪能與哲學家畫等號。由於官員的頭腦都是用一種材料製成的，社會缺少了差別，沒有多元，社會隻是循環，很少有異動，並使得“儒家的缺陷，成為全社會的缺陷”。
儒家缺陷最明顯的是“對物理世界的知識，幾乎沒有興趣，對靈魂的問題也不大關心”。世界上，有兩種事物“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動腦筋，一個是廣不可測的世界，一個是深不可及的內心”。而儒家關心的不#出人倫世界。他們重善惡不重是非，甚至用善惡混淆是非；倡導仁，忽視智〈道家甚至反智〉，即使談“智”，也是去理解“善”的“智”，而非探索未知的智。
如果說，原始儒家思想還有些活絡的話，“獨尊”以後，越來越僵化。“獨尊”實際上害了儒家，這就像沒有監督的權力會走上絕對腐化一樣，被樹為絕對權威的儒家則走向了僵化。當“獨尊”的思想權威與人間皇帝權威結合的時候，就發生了一幕充斥笑料的“悲劇”一“王莽革新”。王莽從皇親、為輔弼，最後篡位做了皇帝，論者每每說他虛偽，所謂“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說他是個野心家。其實，我讚成刀爾登對王莽的評價，說他是儒生本色，“他當皇帝，一半是迷醉權力，一半還是因為攢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負，施展不開，看著劉家的政治不耐煩，忍不住赤膊上陣，先是想當周公，後來就要當堯舜了”。“當皇帝後，他一板一眼，按照儒家思想，托古改製”。王莽當了有絕對權力的皇帝，還是被儒生捧上天的“聖人皇帝”，又一心一意按照聖人遺下的經典去辦事。權位、輿論、學理一把抓的王莽，其蓄積的威勢，可以想見。他想通過“公田口井土地國有”，“五均六筅政府操作經濟整頓天下，直奔大同”，實現儒家的最高理想。結果卻是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用作者的話說就是“百姓不仁，亦以聖人為芻狗”。可見就是溫和、中庸的儒家，堅執其中過度理想化的東西，再用強製的手段去執行，其害不可勝計。儒家創始者談大同，隻是把它作為社會的原始正義坐標來解讀，用以批判社會和人性中的種種問題，並作為推行自己價值觀——“仁政”（其極限也就是“小康”）的思想支撐，並未打算直接去實行，孔孟都是很現實的人。
從這些經驗教訓來看，作者說的“讀書人治理社會，對社會或許不錯，對讀書人自己就不太妙，長久來看，則對誰都不妙。秦朝以吏為師，自然膚淺，後來的以師為吏，遺患更大（《以師為吏》其原因就在於失去自然、多元，把本來應該是充滿創造性的讀書人，變成死氣沉沉的官僚和官僚的後備軍。漢代的察舉製度，隋以後的科舉製度都是以製度來配合和鞏固這個傳統的。至今廢科舉巳經一百年了，但曆史的慣性仍在起作用。”
本來知識應該成為生產力，但過度關注日常倫理，不太關心生產和經濟的儒家，很難成為生產和經濟的助力。前麵說到《中國經濟史》，其中談到“兩千年來，中國經濟之所以有些微的曲線增長，主要是由於人類求生存的基本動機”，實際上“中國自漢武帝以後，其大環境並不適於經濟發展，尤以大一統時期為然”。所謂“不適於”包括很多，作為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也是。儒家沒有為經濟的大發展創造條件。這不僅表現在“經濟製度的建構與經濟政策的製定上”，儒家很少作為，更體現在深層次的對未知的探索、對科學技術儒家也少興趣上。可見治經濟史者與讀史者對儒家作用得出一致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