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暫時超脫一些，想象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了地球，脫離了現實環境。不妨設想自己當了最高統治者，此時你認為處在什麼樣狀態的老百姓最好統治管理？我會想：第一，人都是單個的，而非抱團的，作為單個人比抱團兒的人好治理。人們把這概括為分而治之。第二，靜止的而非流動的，靜止不動的人比四處流動的人好管理。如果老百姓都像一棵棵樹一樣種在地上，平常站在高處檢閱一下，良莠自在目下，砍伐莠樹，培植良木，十分愜意。仿佛辛稼軒詞中寫的“老合投閑，天教多事，管領長身十萬鬆”一樣，省心省力，又賞心悅目。可惜的是到了18世紀，這兩項都很難實現了。特別是在東南沿海地區，生存壓力與環境的變遷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抱團兒”用當時的法律術語說是“結會樹黨”向未開發地區、人少地多地區和海外流動，這樣才能生存或者說生存得好一點。這種正常的流動是清統治者不願意看到的，於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便發生了無窮的爭鬥。
滿清統治者看到“結會樹黨”就不分青紅皂白地予以打壓，形諸律例，而且都是重刑，而且動輒“斬立決”“絞立決”。皇帝親自督催（乾隆特別積極，多次懲辦打壓不力的官員），最終把“兄弟結拜”“打壓成”活躍的、播散性強大的秘密會黨，從而波及南半個中國，並成了清代乾嘉和乾嘉以後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甚至是清朝滅亡的重要推力。
加拿大學者王大為的《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種傳統的形成》
就用中國東南福建和晚期起義和18世紀80年代的林爽文起義，說明推動這些武裝反抗，並真正能夠威脅到清王朝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社會流動和結會樹黨以及由此產生的信仰，而是他們的現實生活處境。清統治者認為給他們帶來無窮麻煩，因而要竭力打壓“結拜”“創社樹黨”，並非像他們想象的那樣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統治者自己“與風車作戰”式的打壓。
二、清統治者恐懼不全是心理變態
作為西方學者的王大為對兄弟結拜這種充滿東方人情味的人際結合方式是心存好感的。他認為這種結合隻是一種互助方式，如果在一個合理的製度下不會產生暴力，不會危害社會。在書的最後一章裏指出，在中國本土以外的東南亞國家的結拜組織所發揮社會政治作用大體是正麵的。天地會在海外或稱“義興公司”，其宗旨、規則、信仰以及人會儀式完全同於天地會。但它成了凝聚華人的組織。“通過建立寺廟、供奉特定的地方神祇（不準確，主要供奉關帝——泰按）、慶祝農曆規定的節日，滿足了同一地方移居而來的人們的宗教需要。公司還可以為新來者提供食宿，幫助尋醫療病，有時還免費安葬身故者，傳統互助組織的活動，在公司行事中都能找到”。為什麼在國內許多“結拜組織”就淪落為“寄生性盜匪”與政治上異端了呢？王大為認為這都是“晚期中華帝國特殊政策的產物”。應該說這是本書論述的精彩之處。
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大多秘密會黨能把“反清複明”的宗旨堅持一二百年而不變（這個宗旨已經與其會眾沒多大的利害關係了），這就是清政府持續不斷地嚴厲打壓的結果。這種打壓，等於告訴天地會等秘密組織必須“與我為敵”。是清政府本身為自己製造了一個“永久的”的反對組織，直至清王朝滅亡。
然而“兄弟結拜”也確有令統治者恐懼的因素，清統治者的打壓不全是過度敏感。
結拜異姓兄弟始見於北朝的《顏氏家訓》，但其深人人心乃源於北宋以來“說三分《三國誌演義》前身”中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故事。江湖藝人創作的這個故事反映了在遊民日增的情況下，他們對結合的向往與需求。這個故事為遊民和底層民眾“幹大事造反活動”提供了範本。故事中所強調的義氣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成了冒險團體聯結的紐帶；歃血盟誓就是結拜的儀式。後來的底層武裝造反活動和帶有冒險性的違法犯罪活動都有結拜義兄義弟的問題。梁啟超形容清末的形勢說“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說唐》中“賈家樓結拜”的四十六友又給群體結拜提供了範式。他們的誓言是“我等四十六人，隻因意氣相投，於山東濟南府賈家樓，歃血為盟，誓結金蘭。今後，禍福相共，患難相扶，如有異心，天神共鑒”。這些通俗文學在民間極為流行。閩南一帶《說唐》尤為暢行，天地會人門的“三把半香”中的“半把”就是從《說唐》來的。要會眾記取秦瓊等人結拜不終的教訓（老五單雄信不降唐而被殺，在唐的義兄義弟沒有竭力救助，或與之同歸於盡被天地會視為人間樂土的“木楊城”也取之於《說唐》。可見“兄弟結拜”本是遊民互相結合闖蕩江湖，謀圖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至於會不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反社會，乃至反政府的力量，則要看當時形勢。不像王大為想象的“兄弟結拜”隻是反映了底層民眾對互助需求那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