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桃園三結義”的故事出現後，也影響到其他階層的人們，效法劉關張。但在明清兩代主流社會，特別是上層人士基本上沒有用“桃園三結義”互相標榜的，主要還是流行於下層社會和江湖之間。辛亥革命之後，桃園之風再起，連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也要換帖結拜為異姓兄弟，以桃園三結義相標榜，這正是他們身上有江湖氣的緣故。明白了這一點，對清統治者對歃血為盟、結拜兄弟的敏感就不奇怪了。《大清律》中對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兄弟比照“謀叛未行”進行“嚴打”。這些律條根本模糊了事實與動機的界限，把“圖謀犯罪”，當做犯罪來打擊。從中可以感受到清統治者對老百姓抱團兒行為的恐懼。
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不分人數多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結拜弟兄，為首者杖一百。為從者各減一等。（謹案此條雍正三年定一、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兄弟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聚眾至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擬絞立決，為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齒結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上，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年少居首，並非依齒序列，即屬匪黨渠魁，首犯擬絞立決，為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如序齒結拜，數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裏。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號兩月，為從各減一等。（謹案此條乾隆三十九年改定）
這樣過度的打擊所起的作用對結拜組織正是起了相反相成的作用。
三、結拜需求與過度敏感
此書主要是以福建省，特別是閩南地區及從這些地方遷台民眾結拜為研究對象的。這些地區的人口流動不單純是因為小農破產或宗法解體導致的，也包括許多求發展而離開故土的移民。這些應該稱做經濟移民，他們有的挾有家資，與兩手空空、四顧茫然的遊民不同。
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中唐以來，人口南移，土地日益緊張。宋朝時，福建的溺嬰就成為被關注的社會問題（見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到了18世紀福建人口密度就到達每平方公裏108.43人，漳州、泉州分別達到327.13、317.52人，遠遠超過魚米之鄉的湖、廣90.795人（見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當時的台灣尚未開發，這裏的人們本來就有出洋漂海謀生的傳統。台灣自康熙二十二年0683）歸入清版圖以後，台灣地廣人稀，大批的漳州、泉州的農民渡海謀發展。
那時人們長期生活在宗法網絡之中，有家長、族長代表自己，很少有獨立麵對社會的機會，因此，宗法人缺少像美國西部牛仔那樣單人匹馬闖天下的勇氣。“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人們結伴而行，希圖路上有個照應。為了使同行的關係更為牢固，往往就要結拜為義兄義弟。當然這種結拜不僅僅是兩三個人，一出海起碼是二三十人，一條船上上百人的也不罕見。到了目的地台灣，還要互相依靠，與原住民和先來者爭一席之地。他們還把不同族姓的械鬥之風也帶到台灣。所謂“福建內地以及台灣，械鬥之風尤熾”，而且往往釀成巨案。當然，這些都不是針對清政府的。可是求平穩的官員對此驚慌失措，大多采取嚴厲態度。乾隆年間，皇帝刻意求治，特別是乾隆中葉，政尚嚴苛，往往苛責地方官員鎮壓不力。於是下麵的地方官隻得老尺加一，凡有創會樹黨，無不以“糾眾結會、蠱惑鄉愚”視之，比照“謀叛未行”治罪。最典型的是父母會，這本來是為年邁父母籌集葬資的組織，乾隆年間被定為“糾眾結會”要“從重究懲”。嘉慶間發現歐狼創立父母會，就被“斬立決”。實際上，對台灣民情稍有了解的都不如此看。清政府的學官劉家謀在《觀海集》中有詩雲：“爭將寸草報春暉，海上啼烏作隊飛。慷慨更無人贈麥，翻憑百衲共成衣！”自注雲：“家貧親老者，或十人或數十人為一會。遇有大故，同會者醵金為喪葬之資；競赴其家，助奔走焉：謂之‘父母會’。”官修的《澎湖廳誌》，“澎人有所謂父母會者，或數人，或數十人，各從其類立約。何人丁優，則會中人助理喪事，各賻以資，視所約多寡，不得短少；猶睦姻任恤之遺意焉”。後來的連橫《雅堂文集》“父母會”條亦雲家貧親老，集友十數人為一會。“遇有大故，則醵金為喪葬之資，競赴其家，以助奔走，謂之父母會。亦厚俗也”。從這些資料來看乾嘉時對“父母會”的處理豈不是典型的冤案！這就是過度敏感所致。
《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一書根據當時官方檔案所作，言必有據，是其所長；然而關於“兄弟結拜”、天地會的建立，以及當地底層民眾與清政府的關係等問題，閩南還有一些遺留文物和口耳相傳的信息，作者能到閩南做田野調查便會產生一些不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