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改革開放以前“反動學生”這個詞雖也常見於教育係統的內部通報，但真正作為政治帽子，作為正式處分大學生的一個案由，隻實行於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動學生運動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劃的，並送勞改了，也就是“反動學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來了，到了7月，毛主席下令不許“整學生”，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並指出北洋軍閥鎮壓、蔣介石鎮壓學生運動都沒有好下場。於是這批“反動學生”也就一風吹了，而此前的“反動學生”依然在勞改場勞動改造，直至1969年1月24日起，被各校陸續派員召回為止，嗣後，有的隨1966—1968年三屆畢業學生分配；有的延宕至1970年隨1969屆學生一起分配工作或勞動；有的不幸，再次被戴上帽子驅逐回原籍農村監督勞動（如人民大學的“反動學生”）。
一、緣起
1957年反右之後，掀起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形象些說就是“三麵紅旗”上馬。建設的目的意在推動經濟增長，提升國力，“超英趕美”，但推動建設的手段仍是“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並用。群眾運動中不積極者，或有怨氣者（過大勞動強度和無報酬的強迫勞動）就被視為階級敵人的破壞行為。輕者要被群眾“辯論批鬥的另一種表達”，重者也有被戴上政治帽子或法辦的。通過三年“大幹快上”，隨之而來的是“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普遍沒飯吃了。饑餓是最教育人的假大空、官話、套話是解決不了肚子問題的。
本來宣稱要實現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天堂”，反而滑向了死亡和饑餓的地獄。反差極大，震撼極深。此時本應出現“其咎在誰”的曆史追問，由於信息封閉和輿論控製，這種追問並未形成。困居城市的人們，因為情況稍好，不知農村實際情況；困居農村者，缺少表達能力，許多也是“死者長已矣”。但封閉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城鄉溝通渠道，沒有因為城鄉二元的戶口製度而徹底隔絕，例如，從農村進城學習的學生、城鄉之間有親戚關係者都會把真實消息傳人城市，給人們以震撼。其中受衝擊最大的當屬沒有政治經驗，但良知尚未泯滅的學生，最美的理想和最糟糕的現實之間形成巨大的反差，這是為什麼？
其次是“反修運動”，這要求學生思想來個180度的轉彎。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左派文化界一直宣傳蘇聯是何等的美好，簡直就是人間天堂。五六十年代的學生都是在俄蘇文化哺育下成長起來的。那時提起“世界”就是蘇聯，提起奮鬥目標就是“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提起真善美，就是俄蘇文化中的文學藝術……許多中學生都有固定的蘇聯學生作為筆友。1959年以前，誰要是對俄蘇有句負麵評論，最輕也要劃右派、受批判。怎麼能想象突然有一天，蘇聯變修，成為比帝國主義還要壞的“社會帝國主義”，這不是與蔣介石所說“赤色帝國主義對中國威脅更大”出於一轍嗎？
這是政治和社會背景對青年學生思想的衝擊。另外1960年年末至1962年下半年，因為經濟困難，政治控製相對緩和，文化上也相對開放，上演了一些“大、洋、古”作品，開放了一些歐美（拉丁美洲）電影，這些作品中的人道主義對青年有所影響，特別是文科學生。
由於吃不飽，高校也不搞運動了，鬥爭也少了。校方為了安定學生的思想情緒，強調“勞逸結合”“保持熱量”，倡導多睡覺、少讀書。這樣，自1957年以來那種人人自危的氛圍淡漠了，出現了後來校方所說的“自由化傾向他們不懂得人本來就應該這樣生活”，有的高校還發生了“選舉問題同學們不願意選由係總支安排的人”。
1962年下半年，經濟好轉，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與階級鬥爭”，後來農村的“四清”和城市的“五反”都是貫徹這一方針的表現，於是，也開始關注學生領域的問題。
整“反動學生”始於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畢業生畢業鑒定時。據1963年河北北京師院數學係畢業生朱誌曾先生回憶，畢業前，學校要求每個人都寫自我鑒定（政治性的然後集體討論通過才能畢業。在寫鑒定之前，校方傳達了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說在北京高教領域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畢業生中就有階級敵人，並公布了一些案例。有北大的“反動小集團”案，科技大的“叛國投敵”案等，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質學院尚育森投書中央廣播電台“駁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案。1963年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簡稱“二十五條”）發表，廣播電台日夜廣播，聲勢很大，北京地質學院物理勘探專業的尚育森是個山東漢子，對“二十五條”有異議，馬上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寫了一封據說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問題上公開辯論，結果被定為北京的第一個“反動學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報告給了毛澤東，1963年7月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見國家教育委員會編：《髙等學校學籍管理文件彙編：1950—1987》）。毛澤東的批示，指出這類現象所在多有，這是一批極右分子。文件說，“據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有極少數政治上反動的學生……其對我的猖狂進攻的程度已經相當甚至超過反右鬥爭中的極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這樣的情況，全國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樣有這種情況。對這一小撮政治反動的學生，必須抓緊時機，通過揭露與批判，對他們進行嚴肅認真的處理”。根據這個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經國務院文教辦批準製定了《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在勞動教養或勞動考察期間的試行管理辦法》。於是從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國大專院校中清理“反動學生”。第一批“反動學生”被清理出來了，計有尚育森、朱誌曾、李明昌（河北北京師院）以及北大的吳啟元、伉鐵保，科技大的馬家驊等。於1964年送往紅星農場勞動改造。
二、鋪開
處理“反動學生”的文件在1963年暑假就已形成，但據我所知，除北京外，其他各個省市沒有馬上按照這個文件清理和處理“反動學生”。大約是學生在文件下發後都已分配完畢，已經離開學校，不好追回來重作一次鑒定。
到了1964年，畢業前階級鬥爭已經搞得轟轟烈烈了。從1963年3月5日為標誌的“學習雷鋒運動”就拉開了在學生中大搞階級鬥爭的序幕，先是“學雷鋒，做好事”現在許多人認為“學雷鋒”就是“做好事”，其實目的在於抓階級鬥爭，跟著就是照著《雷鋒日記》中的精神搞“青年學生的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去占領”，“憶苦思甜”等一係列的階級鬥爭教育，並要求學生們聯係實際，人人過關。“三年困難時期”校方允許甚至倡導的東西（如保持熱量，勞逸結合，展開文娛活動如跳舞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泛濫，動員學生自我檢查提高。北京師院化學係還揪出學生於某作為“反動學生”的樣板，並被送至勞改局農場勞動改造（1999年我碰到該同學才得知他勞動教養後又在勞改農場就業了十多年1964屆學生畢業之前，學校的氣氛已經很緊張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政治運動之前必然要醞釀的一種氛圍。
1964年清理“反動學生”是全國性的（包括上海、廣東、廣西、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區、市）。我親身經曆過北京清理“反動學生”的運動，僅就北京各高校的清理“反動學生”運動的過程作些說明。
我所在的北京師範學院（現名首都師範大學）中文係自1964年的新學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級“選舉問題”，認為那就是階級鬥爭，於是，在學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類排隊，內定打擊對象，利用畢業前學生對日後命運的關注，製造人人自危的氛圍，有目的地找一些學生回憶既往、製作有關同學的言論材料，定出打擊重點。其中斷章取義、移花接木成為普遍現象。這立即引起騷動，被列入黑名單者立即陷入無人答理和暗中有人監視的孤立窘態。
7月中旬鑒定開始，鬥爭的勢態已經造得很足。幾乎每個同學的檢査都從階級鬥爭的高度來分析認識，包括回國不久的華僑（20世紀50年代末印尼排華，許多華僑回國讀書，我所在班有二三十名華僑如喜歡唱《外國名歌200首》、穿花衣服等都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檢查先要在小組裏通過，最後由“係總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後難，“思想進步”的同學（依靠對象）放在前麵，很快通過，輕裝上陣；問題多的放在後麵，要反複地揭發批判，弄清每一個學生的思想麵貌。其關鍵是對“三麵紅旗”和“反修鬥爭”態度。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的吳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對各高校黨委等講如何作“畢業鑒定”時，特別強調要關注學生的“政治立場”。他的講話裏透露出當時搜集了不少學生“反動思想內部掌握的材料”。這些材料有的是“采用保衛手段獲得的，這種他不談，我們也不動他。把內部得到的材料暗掛，作為認識材料轉過去”；另外還有一種是“有關人檢舉，這要拿出來，他將來要對證也不害怕”。這暗掛就不對了見北京檔案局開放的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工作檔案這份檔案還附了一份“檢舉材料”，即北大數學係1964屆某畢業生給東北工學院同學的一封信。東北同學的母親在沈陽軍區某少校家做保姆，東北同學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這封信遺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認為其中有些話與我們時代不相稱，帶有反動性”。少校看了也認為“作為黨培養了十幾年的大學畢業生，青年一代，還有這樣嚴重的個人主義打算（如信中提到要報考研究生”）。於是他寫了“檢舉信”和這位畢業生的信一塊兒寄到北京市委。其實那封信隻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適合的話，可以工作兩年後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計做好準備，這次要來個穩當的考取”。這就是被視為有“反動性的話”，由此可見當時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