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每個同學都輪流檢查了一遍，大多通過，每組都有一兩個通過特別困難的，這就要經過反複揭發批判，反複地認罪檢查，痛哭流涕，勉強通過。我也檢查了兩三小時，最後是小組不予置評，不說不通過，也陸不說通過，令我十分驚異。考慮自己的狀況，自覺不會順利通過，我作了遇到麻煩的準備，沒有想到“麻煩”沒來，這就像笑話中說的那隻應該落下來的靴子沒有落下來一樣，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沒想到的是兩天之後，在禮堂開會，總支書記宣布，畢業鑒定勝利結束，從現在開始轉入對敵鬥爭階段，也就是清理“反動學生”階段。接著宣讀上麵說過的“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還宣布了劃“反動學生”的“標準”，主要是對“黨的領導、黨的政策和社會主義有攻擊性的言論”，對“三麵紅旗”和“反修鬥爭”有不滿。
這樣沒通過的同學自然被視為“反動學生”的候選者。中文係有十來人，其中我屬於最嚴重的，因為我的鑒定還沒有進人討論階段。果不其然，大會後，就勒令我單獨交代，派同學監視行動，不得擅自出人校門。經過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眾揭發，寫認罪書，自我批判，最後宣布為“反動學生”，給予勞動考察3年的處分。全係、全院公開劃為“反動學生”的隻有我一個。程序少了一項，就是沒有讓我看“定案材料”，更沒有簽字。這個案件始終是一筆糊塗賬。中文係4個班，每個班還各有2個內定“反動學生”，這些人雖然都分配了工作，但“問題”寫在檔案裏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衝擊。
定“反動學生”後，不能畢業，隻發生活費（每月28元），先是在學院參加勞動，1965年1月4日被發往北京南口農場二分場勞動改造。
此後3年，共清理3次，來南口61人，分屬27個院校，年齡均在22~28歲之間，隻有3人30出頭。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動學生”被毛澤東一風吹了，高等院校黨委以及後來派去的工作組都被打倒，這一清理運動才告終止。
1963-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動學生”的大專院校有：
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央戲劇學院、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鋼鐵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北京鐵道學院、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北京農業大學、北京礦業學院、北京鐵道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化工學院、北京林業學院、北京外貿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北京電力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北京師範專科學校。北京石油學院清理出的“反動學生”，遣送的車輛到達後，才知道已改送大慶油田“勞動考察”，當時大慶油田開發急缺技術人才，沒有送到南口來。
這幾乎囊括了當時北京所有的有影響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沒有清華大學的學生。傳說是兼任該校校長的高教部部長蔣南翔，事先知道了（並不讚成在高校中搞）要清理“反動學生”，在中央文件下達前把學生放走分配了；另一種說法是他搞過學生運動，對異類學生有一種本能的同情，所以放學生一馬。不管原因如何，“文化大革命”中這又成為了他的一條罪狀一一包庇“反動學生”。
三、“罪行”
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說這些學生“其對我的猖狂進攻的程度已經相當甚至超過反右鬥爭中的極右分子”是不公正的。除了個別公開上書的以外，絕大多數都是二三知己平常閑聊中揭發出來的，所謂“撿雞毛湊撣子”。或在清理思想時，誘導學生自己主動談出來，或互相揭發出來的，有的甚至是根據本人日記（正常的社會裏這種做法本身就是犯罪），或親朋好友的寫信請求學校對該學生幫助時而發掘出來的。這與反右時鳴放會上發言，或貼大字報而被抓住的問題是有差別的。也就是說這些言論不管正確與否都呈現於個人私生活中，這與在公共空間的表達有根本的區別。大多數隻是與當局想法不同，這是因思想獲罪的典型。
這些“反動學生”究竟如何“反動”，究竟犯了什麼法，被認定的是什麼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幾個方麵：
1.關於反修防修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中蘇分歧公開化，經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領導親自修改定稿，先是發表了《陶裏亞蒂同誌和我們的分歧》等七篇反修文章，舉起了國際反修的大旗。後來，為了批判蘇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給蘇聯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由《人民日報》《紅旗》編寫了九篇評論，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觀點，簡稱“九評”。“九評”涉及問題極多，如對其中任何問題有不同看法，都被視為彌天大罪。其中最為敏感的是“三和兩全”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全民黨、全寬民國家廣問題，以及知識分子改造問題和要防止在青年學生中出現“修正主義苗子”問題。
2.關於“三麵紅旗”問題
A.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從文字上看好像它沒有什麼問題，可是一實行起來，其弊不可勝言。因為其核心是“大躍進”。
B.大躍進：不顧實際，各種行業都要求大躍進，甚至連搞創作，都限定一年內要出幾個李白、杜甫層級的詩人，曹雪芹、魯迅層級的作家。大煉鋼鐵，連宋慶齡女士，也在花園裏搭建了一座“小土爐土法煉鋼爐”，並把她土法煉鋼的照片發表在《人民畫報》封麵上。農村落實毛澤東提出的“水肥土種，密保管工”農業“八字憲法”，村村搞水利，積肥要拆了農民的房子，挖取牆角的陳土（狗等動物，有牆角撒尿的習性），搞密植，密到學童可以睡在麥杆上，麥稈不倒。《人民日報》（1958年9月18日）竟登載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試驗田畝產中稻13.0434萬斤10兩3錢，深翻土地竟然要掘地三尺，要畝產小麥120萬斤（見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的特約記者康濯報道：《徐水人民真偉大，畝產百萬創神話》——節選自《徐水人民公社頌》乃至產生了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大家以正常人的心態試想一下，這不是精神病嗎？“大躍進”促成大倒退。勞民傷財，破壞資源。
C.人民公社：生產關係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大刮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在農村大辦食堂，導致農村餓死數千萬人，餓殍遍野。有些農村來的同學談及此問題，一般都要被批判。
3.為1957年右派分子鳴冤叫屈
1957年把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劃作右派，其中的許多人是有著作的，他們的文化影響還在，如果對他們的處境表示同情，則被視為反動。
4.同情彭德懷的處境，讚成其觀點
彭在廬山的表現及其觀點在報章上被公開批判，廣為人知。人民擁護他敢說真話，為百姓著想。這種思想在青年學生中反映更為強烈。
5.反對個人迷信呼籲民主自由
以上所謂“罪行”大多隻有思想和私下言論，以言論和思想定罪，已屬違憲，而許多“言論”，其實什麼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羅到“馬列主義吃窩頭，修正主義吃麵包”的俏皮話就被“上綱”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吹捧修正主義”。另外還有四名1957年右派學生（北師大蕭書長、陳壽康，北京農大張慎行，北大張世林完全是為了湊數又被打成了“反動學生”。
四、處理
“反動學生”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分別被判勞動考察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8元）、勞動教養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3元），考察與教養除生活費的些許差別外，其他待遇完全相同。
從1965年元月3日起0963級3日，1964級4日到北京各高校的“反動學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農場二分場集中管理。當時北京市委大學部勞動生產處（由高教局參與管理）在二分場有勞動據點，稱“高校大隊”，是市委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係統搞的勞改基地（與“文革”“五七幹校”類似專門安排市屬高校教職工下放勞動，有勞動鍛煉的，也包括有各種問題的。“反動學生”在組織上屬高校大隊，但不歸它管理，另設“反動學生”管理組管理。管理組由相關的高校派出的保衛、後勤和政工人員組成，受市委大學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領導。參與管理組的前後計有北大、礦業學院、中國科技大學三校，高教局也有臨時派員。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時候。前後共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