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組管理“反動學生”的方法與通行的社會控製是一個路數。首先是認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謂“左”就是與當局一致，或假裝一致；所謂“右”就是與當局不一致，或不屑於表達“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組把這些人分類排隊，製造差別，讓其內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組看來，雖然都是“反動學生”，但為了管理就要把他們分成“積極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麵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促進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積極的，團結一般，打擊反改造的。為了做到這些，還要人們互相監督，揭發舉報。人性的弱點就是打擊即來，誰都想承受最小的，於是都想擠人“積極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謂“積極”要付出人格的代價，給自己增加許多痛苦，給管理組帶來許多方便。
管理組人員都是臨時的，有時要換，於是對誰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認識，常常前一撥認為是“積極改造”，後一撥認為是“反改造”，翻雲覆雨，打擊麵越來越大，人們逐漸覺醒。
“改造”是極殘酷的，有的地方比監獄有過之無不及，特別是“文革”時期。本來“反動學生”是處理過的了，問題清楚，用當時的話說是“死老虎”一類，可是南口期間，經常有針對反動學生的批鬥會。所謂“批鬥”許多是手口並用，打人、打傷人的現象屢屢出現。特別是沒問題的同學，問題越輕，或被冤枉的人們，在勞改場所中是最倒黴的。因為一被處理，管理人員就認為是板上釘釘的，你不承認，就是不認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黨進攻。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下，就要受到更嚴厲的打擊。管理組在“文革”中幾乎不受任何級組織的領導，不對任何人負責，他們憑個人好惡，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他們夥同農場職工以莫須有的問題毆打“反動學生幾乎打死”的現象也出現了數次。至於批鬥會上辱罵、毆打、掛牌子，會後不讓睡覺，給同學身體和心靈上造成嚴重的摧殘。
最悖論的改造目標的設定。因為政策是“給出路的”，所以目標是做“新人”。什麼樣的新人？監獄對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時正趕上反修高潮，學習“九評”。這也是我們改造學習的重點。文章中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這本是對接掌國家大權“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要求，包括“要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要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服務的政治家，要能團結大多數人，要能自我批評”等。這與普通百姓都沒有什麼關係，卻讓“反動學生”要以這些標準要求自己，當時上下都不覺得荒誕，以為當時的學生許多就達到這個標準了，“反動學生”也要做到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年底，建築工程學院的解基伏因為表現好，處分也最輕（考察兩年），提前解除處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兩年到期和改造較好（認罪好、服罪好、勞動好）的“反動學生”的處分，計有馬家驊、趙冠芳等15人這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衝擊和迫害”。
“文革”開始前，又在“反動學生”中揪出曹天予（北大哲學係）和賈玉珊（北京師專物理科）二人，以“反改造”和“叛國罪”交由公安部門處理。曹、賈二人原處理方案是勞動教養三年，屬於最嚴重的處分。當時北京市委已經麵臨垮台，其下麵的各級機關爭相表現自己的“左”，因此“升級”處理曹、賈。其實曹、賈二人，並未增加處分年限，隻是由“高教局”轉為“公安局”了。曹天予轉到公安局後，到期就解除了勞動教養，反而比高教局管的“反動學生”走得更早一些。
“文革”中，許多“反動學生”處分已經過期或到期，然而他們不僅沒有被解除處分，反而又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聯係，來往書信要經檢查，不得外出，每日強勞最多至12小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鼓勵“要武嘛”後，於是8月26日反動學生被剃頭、掛牌、遊場、毆打，受盡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汙辱，以致釀成自殺、他殺的悲劇。
這些無辜的學生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說在超期一至兩年以後，才由北京市革委會下令將所有學生遣送回各自院校處理，由於無章可循，各院校的處理更是隨心所欲，五花八門。部分分配工作，但並未平反，屬戴帽監督使用，相當一部分學生繼續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為活靶子繼續批鬥，有的遣返原籍按四類分子處理，有的重複判刑、拘禁，有的流離失所下落不明。
五、改正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認為我的問題是針對“四人幫”的，撤銷原判，予以平反。出獄後，我想當初法院重判就與“反動學生”案有關，於是找師院，師院很快作出反應，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學來找，我們醞釀找高教部，要為全體被冤枉的“反動學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學院平乃彬來京商量此事。8月我們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長魏明（任北京體委主任他明確表態四點：1.此事（“反動學生”問題）已應不複存在；2.工齡應該算；3.我們來晚了，應該早來；4.寫個材料給他，由他轉給蔣南翔。見麵時，魏明表示了對尚育森的讚許，說他有先見之明。並且提醒，不要參加北京的上訪人員隊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經送給蔣南翔，蔣南翔表態了：“應該解決。”當年他（蔣南翔）就不同意，是陸定一提出來的，陸定一現在巳經後悔。魏明說：“你們可以去見見蔣部長。”午後，平乃彬與王學泰、曹天予等到大木倉教育部。接待我們的蔣南翔的老秘書叫張鴻治。張很熱情，說“我也才從幹校回來，我們是一條溝壕裏的戰友”。他承諾由他將材料（我們的反映材料）從蔣部長處要來，由蔣批示後去辦由他與學生司聯係，要學生司向各學校打招呼，抓緊解決（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平乃彬、王學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到學生司。接待人張均時司長，談了一會，被介紹到學籍管理處，張德庭處長和任姓工作人員兩人接待他直接經手此事，才從安徽調查回來。那裏的“反動學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襤褸，陷入無人管理、流浪街頭的境地，要趕快將他們救出來（上海沒有落實，因為沒有文件）。北京還算是好的，多數巳經解決生活問題。他們已經將報告送了上去，他們支持解決，教育部意見一致。總的思想是先參照中央關於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給予解決，可以不必報送書記處，目的是快速救人。要直接否定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當年關於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教育部就必須報書記處了（以上過程引用平乃彬當日所記的日記從上述可見剛粉碎“四人幫”時的社會氛圍。
六、重聚
經過40多年的反思，事實證明，這些學生不但無罪，而且都是當時的熱血青年，如今，他們在各個領域為國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貢獻。
2007年4月10日，他們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隻聯係上27人，都已是白發蒼蒼、花甲之年，有的已經故去（那位投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尚育森已去世，這裏謹表悼念），有的已病痛致殘，一人失蹤，這些人依然思想銳利，鋒芒不減當年，他們來到勞改過的南口農場，觸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聲……曆史開了一個巨大的殘忍的玩笑！
希望後人不要忘記這慘痛的一幕，應該把這一切記錄下來，告知後人，曾經有這樣一批青年學生，走過這樣一段路。
曆史不應忘記！應該時刻給人們敲響警鍾！
為什麼半個世紀了重提此事？
一、事情過去這麼久了，人們對它一無所知，甚至研究新中國政治運動史的人們都不知道有這次運動。當時劃為“反動學生”的，現在大多已經垂垂老矣，再不形諸文字，將被人們遺忘。寫此文，意在保存曆史。
二、這是一次專門以青年學生為打擊對象的運動，雖然，整胡風、反右都有青年學生被列為打擊對象，像林昭那樣的“右派學生”甚至被殘酷處死，但學生畢竟隻屬於被打擊的一部分，整個運動的目的也不在於打擊學生。而“反動學生”一案，目的就是打擊學生中的異類，從而恫嚇那些思想活躍、有積極追求的廣大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這場運動是對青年的傷害，更是對國家進步的傷害，曆史學家會有公允的判斷的。
三、再不要搞“以言治罪”了，特別是不要對青年和學生搞“以言治罪”了。他們是民族、國家的未來。
案：此文寫作谘詢了郭寶昌先生（1964年電影學院導演係）、平乃彬先生〈（964年北京航空學院發動機係）、朱誌曾先生（1963年北京師範學院數學係）、馬家驊先生（1963年中國科技大學核物理係郭寶昌先生提出修改意見（本文吸納了他的許多意見平乃彬先生對此文作了修訂。這裏一並致謝。
王學泰於2008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