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惟喬是我從1957年9月到1960年8月在北京65中上高中時的同班同學，“野驢”是他的綽號。
一、獨特的1960屆
按照通常的稱呼，我們那屆叫做1960屆高中畢業生，建國60年，已經有了60屆高中畢業生了，然而1960屆仍然可以說是很獨特的一屆，特別是那屆北京的高中畢業生。
特殊在哪？
其一，1957年我們初中畢業，那年正逢經濟緊縮（“整風反右”就與此有關高中招生縮水（這正是“漢陽一中事件”的背景能考上高中的是少數。
其二，在此之前，上學讀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可是從我們這屆起，政治運動成了學生的主課。三年高中學習生活中，政治運動占去了一大半時間，而且在運動中不斷地打壓學生中讀書求知的欲望。1957年秋天，一開學就碰上教師“反右”，眼看著許多老師被劃為右派，包括延安來的獨臂校長和一大批飽學的、教學效果很好的教師，以此告誡學生，單純追求知識是很危險的。
這三年，學生也沒閑著，投入各種名目的運動，細數起來，有十來個。例如“社會主義教育”，“批判個人主義”，“雙反，向黨交心”，“拔白旗，插紅旗”，“紅專教育”，“教育改革包括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四化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思想革命化”，“大煉鋼鐵把原有鋼鐵燒成廢渣”，“搞超聲波”（製造“科學”神話），“建設勞動生產基地蓋了兩個小化工廠，後全部報廢”，“社會主義大辯論”……如果都寫出來，今人很難理解，甚至懷疑我們那一代人是不是精神上出了問題。
政治運動的核心除了勞動外，就是學習當時各種文件，聯係自己的現實思想（當時上麵認為青年學生的思想狀況，除了一小部分外，大多是小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向黨交心，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互相“幫助”，互相揭發批判。因此學生裏的一點小事都可能引發一次班會，甚至校會，對有問題的同學大批判。最可笑的是所謂“大辯論”，辯論的多是空洞的、永遠說不清的問題。比如“共產主義哪天到？誰來宣布？中國還是蘇聯？”“到共產主義是不是要什麼有什麼？如果大家都想聽梅蘭芳怎麼辦？”“是坐小汽車的（指官員）對人民貢獻大，還是開小汽車的（指工人）對人民貢獻大？我們應該做‘坐小汽車的’，還是應該做‘開小汽車的’？提這個問題的同學曾被表揚，說問題提得好，但他沒考上大學）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比蘇聯的集體農莊更先進？”“我們一定會先進人共產主義，至少也是與蘇聯一塊進？”而且這些問題一爭起來就沒完沒了，老師也解決不了。
其三，三年高中，不斷折騰。那時整個社會好像患了多動症，一時一刻不能停閑。學校也是這樣，幾乎每天都能有點新花樣。不僅政治運動納人了教育課程，超常的體力勞動，也頂替了正常的教學，學生不能讀書，看點課外書就是“白專”。而且體育、跳舞、遊行（那時大型的政治遊行特別多）都在擠占學生的時間。“大躍進”時流行的一個詞就是“比學趕幫超”，關鍵點是“超”，什麼都“超”。例如體育上要求達到“五紅”一通過一級勞衛製（“勞動衛國體育製度”的簡稱，每級對跑、跳、墊上、鞍馬、單雙杠都有要求）、二級勞衛製、三級運動員、三級裁判、普通射手等，目的是“超武漢”。
三年中唯一的一次重視學習，也與“超”有關。195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北京市教育局召開1960屆全體同學開誓師大會，要求高考成績超福建，爭第一（20世紀50年代高考狀元往往是福建、上海輪流，北京老是位居第三為了做到這一點，應屆畢業生一律住校。當然住了校，也不能停止政治運動，學習課程依然沒保障。隻是同學之間，接觸多了，班上又有兩三位專愛打小報告的，互相扯皮反而增多了。用那時同學的話說給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思想正麵交鋒的機會”，於是辯論會，幫助會自然也成了家常便飯。學校為了爭取好成績費了很大勁，可是到了高考錄取的時候，考分根本不作數了，完全看政審（家庭、“政治表現”）。審卷的隻用四個圖章——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圖章一蓋，完事大吉。1960年，全國高中畢業生20萬人，那年擴招（“大躍進”中新建了許多大學，多是中專戴帽升級），招23萬人，許多沒考大學的（如髙中留校生），社會青年、初中畢業生以同等學力考的，都有大學上，可是偏偏有許多優秀畢業生卻名落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