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K字樓待了一年零四個月，沒有見到過牢頭獄霸，因為這裏常常調號。隊長一看到這個號的犯人一起待得久了，彼此熟悉了，就要調號了。所以我對今年雲南發生“躲貓貓”事件感到不可理解，如果不是看守有意縱容，看守所根本不會有牢頭獄霸（勞改場比較容易形成，那裏由於相對有點自由，勞動組織又較固定，容易形成牢頭獄霸看守所的牢頭獄霸都是看守縱容的結果。
有一次調完號後，號裏就我一個人了。這時已經四五點鍾，秋天的斜陽照著監窗，一根根鐵條的黑影橫臥在監室的炕箱上。突然鐵門開了，推進來一個穿白底小碎紅花襯衫的。這位踉蹌幾步，停下來，瀟灑地往後拂了一下頭發，我才發現這是一個留著披肩長發的男青年，令我驚愕萬分。大家別忘了這是1975年，正是批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男的要是這種打扮，走在街上，巡邏的首都民兵非幹預不可；即使民兵不管，小孩也要追著看這種新奇動物。不一會兒，鐵門又開了，一個隊長，帶著個犯人，犯人手裏拿著理發用具和一條圍巾。這個隊長姓郝，脾氣也好，對誰都笑。他胖胖的臉上泛著笑容，扯著這小青年的衣領，對他說趕緊推掉。那個理發的犯人，幫他圍好圍巾，從腦袋中間就是一推子，頭頂馬上推出一道鴻溝，那長長的、稍帶點飄逸的長發馬上是楚河漢界兩下分了。一會兒，就恢複了正常的男青年的麵貌了，不過他已經為心疼頭發淚流滿麵。郝隊長說了一句：“你連掉腦袋的事兒都敢幹，心疼個毬頭發。”說著帶著理發的犯人，關上鐵門走了。青年始號啕大哭。我把地掃了，問他“哪兒的，穿得這麼花哨？”“門頭溝城子的。我們那裏男青年留長發，穿花褂子的有的是。”我搖了搖頭說“我不信。你們門頭溝不是中國？我還以為你是港客呢！”小青年有點急了：“我們那裏就這樣，不信，你可以去問。”說著，他又笑了，顯示出還是個孩子。“什麼事？”“打死一個人。”他輕描淡寫地說。“死了一個人，你還說得輕飄飄的。什麼人，你和他有仇？”“我跟他都不認識，有什麼仇？”“殺一個不認識的人，你搶他的東西，他反抗了？”“咳！你別這麼說好不好？你把我看成‘老搶’（北京郊區稱搶劫犯為‘老搶’）了？我可沒搶人家東西。”“那為什麼無緣無故就殺人？”“上月禮拜六快吃晚飯的時候，我在屋裏聽得外麵嚷嚷，出去一看是兩撥人打群架。我回家拿了一把菜刀就出去了。天黑了，我就亂砍一氣，後來他們說我砍死一人，就把我抓來了。”最初我以為他就是一個混打混鬧、渾不講理式的人物。待久了，覺得也不是，他的犯罪就是青年衝動期的逞能，造下不能挽回的悲劇。預審員把這種行為定為流氓打架致死，也不完全準確。預審員說“你們流氓打架，你把他殺了，好哇，你給社會除了一害；政府再把你斃了，又為社會除了一害。”不過這個小青年遇到奇跡，一是殺人案沒戴鐐銬，二是殺人致死，判了死緩，這在當時很少見。至於故意殺人，在當時很難脫過一死。四個小孩殺人案就是一例。
四個孩子與被害人都是一班同學，被害者年齡比這四個孩子還大一兩歲，家庭條件比較好，父親是個軍官。這四個孩子則是工農子弟，平時這個被害者有點欺負班上比他小的同學。有一天這四個商量報複，其中為頭的（我姑且稱他為李一）說，我和張某在河邊埋伏，你們倆把他引到河邊來玩，我們揍他一頓。大家同意了。待被害人到河邊以後，李一、張某躥了出來，張某把被害者放倒，李一用一塊大石頭砸在被害者頭上，當場死亡。四個孩子被抓了起來。這個案子拖了兩年，李一等人進來時隻有14歲。李一與我同號有數月之久，沒戴鐐銬。我覺得這孩子品質有點問題，一點小孩，懂得看人下菜碟，有勢力者則依附之，弱勢者則打擊之。他愛參與成年犯人之間的爭鬥，喜歡給力量大的做馬前卒，編個瞎話，造個謠比成年人都熟練。他還愛挑事，無中生有，製造矛盾，許多與他同過號的，說起李一，沒有說他好的。其實，究其實際，他也挺可憐，父親是近郊某生產大隊的支部書記，平常沒時間管他，到了監獄，專學壞，而且一學就會，仿佛是個天才。他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待不了多久，就到盧溝橋底下聽蛐蛐叫了（當時處決犯人的刑場在盧溝橋）”！有時他也略帶傷感地說“可我這一輩子連頓好飯也沒吃過呢！”這是實話。看他穿的衣服就可見他家的貧困。他穿的是工人勞保發的工作服，褲子已經很破舊了，還是再生布（用回收的舊棉花紡織出的布）做的。聽他這樣說，我還真有點同情，曾安慰他說“不可能吧？當時你們才14歲，不夠法定年齡（其實當時已經沒有法了，可是習慣上還這樣說）呢？”李一不領情：“所以等到我們18歲再斃呀。”有時聽他說一些監獄油子才會說的下流話，做些成年人才懂的縱橫捭闔的事情，也很生氣小李，“你才多大？怎麼學得這麼壞，就是從娘肚子裏就學也到不了這個地步。”他總是嬉皮笑臉地不當做一回事兒。
1976年7月中旬的一個早上，天剛蒙蒙亮，突然監室的大鐵門開了，我被驚醒。一個看守叫道：“李一，出來。”李一睡得還很香，我捅了捅他，說“李一，隊長叫你。”李一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地站了起來，拿起那條再生布的破褲子，套上了一條腿，當他穿第二條腿的時候，不由得有些顫抖，試了幾次，也穿不進去。我扶了扶他，他套上那一條腿，拎了他那件勞動布上衣就出去了。一會兒，從大廳裏傳來砸鐐子的聲音，號裏有人自言自語：“上鐐了，可能去盧溝橋了……”後來才知道真的像他自己常說的那樣。
有個已結案的殺人犯，因為死刑筒已拆，把他調到K字樓大號。我曾一度與他同號。這也是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戴著重鐐死銬，因為在死刑筒待得太久，不見陽光，臉慘白中帶青，他的皮膚又很細膩，整個臉仿佛是個青花瓷罐。在號裏，他一句話不說，除了鐐銬聲外，聽不到他發出的一點兒聲音。最初我以為他是個聾啞人，後來發現，他耳朵很靈，永遠立著，警惕地聽別人在說些什麼。他永遠用戴著死銬的雙手端著一本紅塑料書皮的《毛選》，但心不在焉。他發現問題就會在放茅時走在最後，悄悄向隊長報告。“四五事件”之後，“嚴打”日緊，一個深夜，他突然從炕箱上蹦了起來，微駝的、瘦瘦的脊背緊靠著一個牆角，發出一種人間沒有的、撕心裂肺的怪號，而且不停地抽搐，重鐐死銬發出激烈的碰撞聲。這個聲音直刺每個人的心髒，令人不寒而栗。這個聲音震動了全筒道，一筒的人全醒了，兩三個隊長跑到這個筒看發生了什麼事。隊長打開門一看到這種情景也很緊張，高叫“把他捆上”，“把他捆上”，“把他捆上！”與此人一個炕箱的犯人上去把他撲倒，費了很大力，用了半小時才把他捆住。隊長來了幾個，把他押送到小號，幾乎折騰了一夜，人們才重新躺下。他的這次怪叫所留下的恐怖氣氛過了許久也沒有散去，晚上雖然開著燈，人們不敢人睡，總是有一陣陣驚恐似乎從外麵襲來，又似乎從心底產生。有人說，他以極殘酷的手段殺了他的女友，人家來找他了；有的說鬼神在警戒他。過兩天，他又回到這個號，沒有人再理他。他也是從這個號拉出去斃的。當全號都在惴惴不安的時候，唯有一個人像往常一樣吃飯、睡覺、禱告，他是因為信仰進獄的老申。
老申是個鐵路工人，看道口的。矮個兒，麵皮蒼老，黧黑，精瘦精瘦的，眼睛仿佛患甲亢，有點鼓。按他的經曆來說，他是不該來K字樓的。他當過八路軍，打過日本，後來又當了三年解放軍。建國後，他不當幹部，轉業做了工人。有革命經曆，又非當權派，平常潔身自好，樂於助人，怎麼會被投人監獄呢？“文革”中，老申看到世道混亂，遂信仰了—個有中國特色的天主教。說它有中國特色是因為在他們的信仰中居然有人自稱是聖母馬利亞的化身，教眾對這位聖母十分崇拜，一度風靡河北、津京一帶。這個教派被北京市革委會點了名，不斷地有人被抓。這個教派的信眾用今天的話說，多屬於弱勢群體，以退休的工人職員，鰥寡孤獨，殘疾人等為多。他們之間隻要有一人被抓，便自動有人去他家幫忙。老申就是因為幫助一位被捕的教友照顧孩子而被請進K字樓的。我不願意就別人的信仰說三道四，但老申不僅是個虔誠的信仰者，更是一位先人後己，願意幫助他人的好人。每天天未亮，他就醒了，圍著被子做祈禱，吃飯時，常常是他去打飯，他分配，永遠虧待自己。我在房山傳訊室待了十多天，棉大衣已經肮髒不堪，K字樓比那裏幹淨許多，天也暖和了，我就把大衣拆洗了，待這些棉布片幹了以後，卻做不上了。老申幫我做好了，一穿，還挺可身，老申得意地笑了。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出獄。老申對誰都如此，室內有個戴被銬的青年，吃飯很困難，但脾氣很壞，用北京話說“整個兒一個三青子”。看守也製止別人幫他。老申每頓都給他喂飯，喂了有兩三個月，直到調號。其間看守多次製止，老申好像沒聽見，我行我素，氣得他也想給老申銬上，可是一來老申連拘留都不是（未履行拘留手續二來老申的案子是市革委會某領導親自抓的，他不好做得太過分。後來隻好把他們調開了事。老申一家四口，夫妻倆，一兒一女，夫妻和女兒都在看守所。後來妻子（公共汽車售票員）從寬回家了，老申不知怎麼樣了。時隔三十餘年，我仍然記得他的樣子。如果他在應該八十多了吧！願好人一生平安。
⑦上訴期，地震，悲痛的父親
1976年已經恢複了上訴製度（“文革”中被砸爛了），判刑之後，我從普通號轉人等待上訴的11筒。這個號關的有兩種人，一是，已經判刑，不宜於送勞改場的；二是判刑後等待上訴的。這個號有三個人給我留的印象特深。
一是在小號關了近十年的張姓農民。見到他時，他還戴著重鐐死銬，從鐐銬的光潔可測知這副鐐銬陪伴他的年頭已經不短了。張某已經長久沒有與人說話了，一到大號，他的話多了起來，似乎要把這十來年沒有說的話全都補回來。張某是個殺人犯，判死緩；1962年困難時期，餓得不行，便到玉米地中去偷半熟的玉米，張某剛剛掰下了一個棒子，還沒有來得及裝進衣兜，不料，後麵就有一雙手死死地把他攔腰抱住，高喊“抓賊”。張某十分緊張，馬上蹲了下去，撿起一塊鵝卵石就向後砸去，也是十分湊巧，一下子便砸中對方頭部要害處，傷重而死。這個案子很簡單，1964年張某被“市中法”判死刑，他不服，上訴到“市高法”，“市高法”維持原判，他再次上訴到最高法院。不久，“文革”爆發了，“公檢法”被砸爛，這種純刑事案沒人管了，案卷一直躺在“市高法”的檔案櫃裏。這個農民則一直戴著鐐銬關在小號裏。直到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搞整頓才重新撿起這些積案。一是時間久了，環境變了；二是當時對反革命案判得重，刑事案相對輕些，法官高抬貴手，張某便從死刑立即執行，改為緩期二年執行（這個擋的死刑，實際上是不死10年等待，從“立即”改為“緩期二年”，他還挺高興，特別是上訴期過後，給他摘下戴了十多年的鐐銬，雖然走路還顯著別扭，但他的神經一直處在興奮狀態，一天到晚不停地說。他說的是什麼我一點兒也不記得了，但他說話時的興奮狀態，我是畢生難忘的。實際上從死緩到出獄、重新獲得自由，一般還要30年，對這個農民來說，他還有漫長的監禁生活要慢慢熬過，可是這並不妨礙他高興，他畢竟能活下來了。從這個人的身上我見到了人求生欲望的強烈。
第二個是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李某，16歲。這是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住在北京近郊，父親是首鋼工人，父母都上班，是脖子上常掛著個門鑰匙的雙職工子女。就是前麵說的李一的同案。這四個孩子全部判了，一個死刑，一個無期，一個15年，一個8年。這個李某15年，他是個與李一完全不同的小孩，平常老拿著一本《新華字典》讓別人考他難字，好學，也愛幫助人，什麼活都搶在頭裏幹。他說在家裏幹慣了，弟弟妹妹都是他照顧。李某對判他15年不服，但他也沒有上訴，那時剛剛恢複上訴，一上訴就被認為是不認罪，態度不好，有可能被加刑。這個胖圓臉的中學生拿著判決書對我說，他的一條命就那麼值錢啊！我們為他抵命不說，還要一個無期，一個15年。一個8年啊，說著小臉漲得通紅。我看他“判決書”上寫的是“反革命殺人犯”，很奇怪，一個16歲的孩子，作案時才14歲，怎麼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判決書”書寫之奇，也使我很難忘懷：“該犯思想一貫反動，說什麼‘在家不自由，上山當土匪’，並揚言要到‘雲南打遊擊’。”這些是給他定為“反革命”的根據。一個住在鄉鎮的十幾歲小孩可能連雲南在哪裏都不知道，判決書引證的那些話無非是做“貓捉老鼠”遊戲時的信口開河罷了，哪能作數？宋代範仲淹的兒子範純禮，曾奉命審一個所謂“村民謀逆”案。原來剛剛看完“三國戲”的村民，回家的路上見匠人做桶，便拿起一隻戴在頭上說：“我比劉先主（劉備）如何？”匠人告他想當皇帝，是“謀逆”大罪。範純禮審的結果是“村民無知，說了句不該說的話”，隻打幾板子了事。看起來現代人還不如古人明正通達。
到了這個號的第二天（7月28日晨3點42分），天剛剛有點亮，突然一片嘈雜之聲.灌滿了著整個K字樓。炕箱仿佛立起來了，把炕上的人推滾到一邊，刹那又滾回來。暖氣片甩出一二尺遠，又甩回來，敲著水泥牆壁，發出震撼性的轟響；暖氣上茶缸子被震得稀裏嘩啦，摔了一地，屋裏的人都驚醒了。當我們醒過神來，聽得許多筒道的監室的鐵門被無數拳頭捶得咚咚作響地震了！ “地震了！”“快開門！”“我們要出去！”大多是青年人的吼聲。最初，還有一些彈壓聲，“不許鬧監！”“違者嚴懲！”但這些彈壓聲很快消失了，任憑監中人吼叫。此時外麵下起了大雨，電閃雷鳴，監室之外大自然製造的各種聲音與監內人們的叫嚷聲、手捶腳踹聲組成了一部不和諧的交響樂。大地還在顫抖，我們躺在炕上，隨著大地的起伏也在不停地顛簸。老譚（我下麵要說的第三人）快60歲了，頭頂的前半部已經光禿一片，他拿起一條破舊的羊毛毯折了十幾折，頂在光禿的頭頂，緊緊地靠著一個牆犄角坐著，眼睛直愣愣望著天花板。我覺得他的樣子有點可笑，勸他說算了吧，躺著睡覺吧。房子真要塌了，那是沒有用的。外麵下這麼大的雨，大概所有的北京市民都在雨地裏站著躲地震K字樓的隊長不是都跑到外麵去了嗎？全北京隻有我們K字樓還在安穩地躺在床上。我眯著眼睛養神，炕箱板的反複震蕩還是攪得我心神不安。幸好，第一次大震是這次地震的主震，其後的都是餘震，雖然震來震去，但K字樓都能抗住，除了碎了幾扇玻璃窗之外，沒有大的損傷。當天打飯時，在飯桶後麵有兩個荷槍的士兵，可能怕因地震犯人會鋌而走險。
7月28日後的十餘天內，餘震不斷，但越來越小，有逐漸轉弱的趨勢。但整個北京警惕起來，搭防震棚，絕大多數北京人都睡在建築物以外的防震棚中。看守所的工作人員與士兵當然也不例外，筒道裏除了送飯、放兩次茅基本上見不到看守了，有通知也多通過每個監室的小喇叭廣播傳達。號裏的犯人自然也是吃罷飯後就是海闊天空地神聊。
被稱為“蘇修第一特務”的老譚是K字樓中資曆很久的老犯人，那位“死緩”的農民雖然在看守所的時間比老譚更長，但他長時間在小號，什麼也不知道。老譚在K字樓待了近10年，見過的犯人有數百人之多。他的記性又好，說起K字樓的掌故如數家珍。後來聽說他平反後移居澳大利亞，不知道他寫沒寫回憶錄，記錄這段神奇的遭遇。
老譚有一半血統是俄國，另一半是中國。他的父親是山東人，清末民初闖關東，來到了海參崴（現在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時，這裏中國人比俄國人多，但多做苦力，老譚的父親有點文化，能寫能算，這在苦力中是鳳毛麟角的，因而成了工人的頭領。後來一個俄國姑娘看上了他，兩人結了婚。我想那位俄國姑娘一定十分漂亮，老譚快60歲了，鼻直口方，額頭圓亮，天庭飽滿，雙目深藍，兒隨母像，其母可以想見。老譚特別愛回憶年輕時代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時他生活在靠近海參崴的東西伯利亞。老譚的父親後來在這裏務農。我問：“你們有多少地？”他回答得很奇怪：“想有多少就有多少。”“這是什麼意思？”“那裏太大了，又沒有什麼人家，你想種多少，就種多少。”“那麼多的地，一定出很多糧食，為什麼蘇聯糧食老進口呢？”“西伯利亞地方太大，勞動力缺乏，那裏的俄國人整天喝酒，不求致富。再說西伯利亞有糧食，離歐洲太遠，中央政府也收不上來。”“老百姓生活好啊？”“那當然啦。牛奶絕對喝不完，除了做奶油、做酒，大部分都是回歸農田，澆灌到田地裏。我父親因為有文化，收人比苦力高出許多，所以他特別鼓勵我上學。我一連讀了兩個大學。”解放前老譚畢業於中央大學（現在的南京大學）中文係，後來又到蘇聯學習，畢業於高爾基大學俄語係。他既是中國通，又是俄國通，娶了俄羅斯姑娘為妻。他這種身份與學曆，在蘇聯是“老大哥”的20世紀50年代，真是風光無限，大紅特紅。據說中共“八大”，蘇聯米高揚代表蘇共參加，老譚做翻譯組組長。也是這種特殊身份，在中蘇分裂和對立之後他便倒了大黴。最後以蘇修特務被判20年徒刑，妻子被判15年，押在“王八摟”。老譚的英文也很好，那麼長的刑期，又沒有勞動，隻好用英文與俄文翻譯中國詩歌散文。一遇到有文化的獄友，他便讓別人給他背誦，他記下來再翻譯（不知在哪裏他搞到一個鉛筆頭）。我給他背誦一百餘首杜甫詩，有許多是他沒有收集到的。還給他背了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很高興，以為沒有白遇到我。與他同監室的十多天中，我看到一個父親的最悲慘的一幕。
也許是緣分，也許老譚過於寂寞，在同室的十多天中除了地震最緊急的一兩天中，老譚與我談得很多，他的個人家世、生活、曆史，幾乎都介紹了。然而他似乎有些避諱談他的兩個女兒。我隻是從他零零散散的敘述裏得知他有兩個混血的女兒，那是他的驕傲，每當偶然涉及她們，必然雙眼發亮。可以想見，那是一雙玉璧，純潔無瑕，光鮮亮麗，像是芭蕾舞劇《天鵝湖》中的小天鵝。老譚沒有細說她們，可能是他要把那點珍愛藏在心底，也可能是不願意在這沒有自由的牢房裏談論他最寶貴的事情。
有那麼一天，號裏來了個小流氓，因盜竊被判5年。一到了號裏便誇誇其談起來，其實都是些自吹自擂，但大多青年也很愛聽，這更增加了吹噓者的樂趣。比如說吃過哪個飯館（當時的北京也沒有幾個好飯館，大多是人所共知），在哪裏刷過夜（這是“文革”中流行於流浪青年中的一句黑話，指在外麵睡覺哪次得手拂（偷）了多少張葉子（錢），拍過幾個婆子（指與陌生女孩子交往）等。這些雖然是司空見慣，我們這些中年以上的人對此也毫無興趣，但由於監室就那麼大，青年們談得熱火朝天，我們不聽也得聽。當他說到在海澱區“北外”“拍”“兩個洋妞”時，我突然感到我坐的床板顫抖了一下，我側身一看，坐在我旁邊的老譚（他在“北外”工作），全身處在緊張狀態，臉色變得特別難看。那個小流氓仍在興致勃勃地說著，聽眾則是垂涎欲滴。吹噓者不時地噴出些汙言穢語，我側目偷看老譚，他頭上青筋暴露，眼睛微紅，痛苦與憤怒扭曲了他的臉部輪廓，似乎一場暴風雨就要發生。我對身邊的一個小青年說：“你不是要聽故事嗎？我給你講林衝吧。”號裏青年人大多知道我做過教師，喜歡聽我給他們講故事，於是聽眾都轉到我這裏，小流氓的談話圈子遽然解體，於是，魯智深出場，倒拔垂楊柳，青年人都圍在我身旁，聽我講述。我斜看了老譚一眼，他頹然地依靠在自己被褥卷上望著天花板呆呆發愣，中午，他沒有吃飯。同號都以為老譚病了，隻有我知道，孩子的遭遇給他帶來的打擊。“文革”當中，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許多家庭（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父母都被抓了起來，兒女尚小，無依無靠，有的甚至流離失所，走向墮落，釀成悲劇。吳晗夫婦的養女吳小彥就是一例，在監獄裏，我聽到許多小流氓談到她，吳晗是幸運的，他在1969年已經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