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段話語？為什麼小人隻有用利才能誘惑得住，用義來說服沒有用？因為小人靠利益活命，普通民眾也靠這個利生存，他們依於利而活命，所以就不忍舍棄，把利看得過重，你用利說服他，他就動。道德上的小人，隻是張大了人生之利，隻圖得利而不問義不義。君子就不一樣，“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擔待社會責任，承擔文化傳承的使命。這些價值，是他生命的意義所在，所以他會不惜代價去堅守，利欲不足以動其心，名位不足以移其誌。一切以義為依歸，這就叫做“喻於義”。小人可以為利而喪身，君子可以為“義”而舍命。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小人依利活命，無利小人不活；君子靠義安身，背義君子難存。這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稍深一層的含義。當然你在社會中呆得越久，體會越深，理解也就越深透。可是想更深切地體會，恐怕還得借助中國曆代思想家對這句話的解釋，還有相關文獻和理論資源的幫助，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必不可少的。
君子小人的分野，這個話題非常重要。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義，一個利，就寫遍了中國五千年的曆史。如果你問中國五千年的曆史是怎樣的曆史，我甚至可以說就是求義與尋利的曆史，就是義利之爭的曆史。
簡單地說，我們在讀曆史的時候，經常看到曆史中的人們，把曆史上的人按照義利原則分成君子與小人兩類，這兩類人為了利和義的問題互相較勁，這樣的情形布滿了中國的曆史，不管是漢晉，還是唐宋，這種情況都相當普遍。
曆史中的人們，都把同時代和曆史上其他時代的人們，按照看重義還是看重利的原則，劃分為君子和小人。都講要親君子，遠小人。小人一定要排斥君子，君子也一定要驅逐小人。小人自己不會承認自己是小人，而反誣君子為小人。君子小人之爭充斥中國曆史。但是曆史上的君子，經常在爭鬥中失敗，尤其在政治鬥爭中，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為什麼？政治本來就是利欲場，利欲，就是利欲場中的遊戲規則，義是強加進去的，不符合利欲場的遊戲規則，自然不能在利欲場中獲勝。因為隻要一動，就是犯規，就得接受黃牌警告，接下去再這樣，就隻有被罰下場。君子要想獲勝，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政治不再是利欲場，但這不可能，所以君子的失敗是命中注定的。下棋就得用下棋的原則，就得遵守下棋的規矩，不能用打牌的規矩去下棋。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一落到實際中，大家就不甘心了。君子為什麼不甘心用利欲的原則來解決政治鬥爭的問題？因為他們想按照自己的理想來改造政治，這是孔子奠立的優良傳統，這個優良的傳統，使得無數代的優秀知識分子都成了理想主義的犧牲品。當然，他們甘願為此犧牲並因此引以為崇高，其實是為了改造政治的偉大理想和宏偉目標而甘願犧牲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
王船山說：“君子小人，但爭義利，不爭喻不喻。即於義有所未喻，已不必為小人；於利未喻，終不可納之於君子。”就是說君子和小人最根本的分野，不在於懂得利還是懂得義，而是看他堅守的是利的原則還是義的原則。不完全懂得義的，未必就是小人；但要是不懂利的重要性，卻斷難成為真正的大君子。這是對“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更進一步的解釋。為什麼？孟子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君子也靠利養，沒有利，君子連命都保不住，還有可能去堅守義的原則嗎？當然，君子受養於普通民眾，君子不爭自己之利，但卻要為百姓爭利。孟子這裏的小人，是地位和身份的意思，不是道德的意思，君子靠小人的勞動奉養，小人用勞動奉養君子。這是社會分工使然，這是社會通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今天也一樣，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工商管理者和軍隊警察，都得靠老百姓辛苦的勞動來奉養，離開了老百姓的勞動，這些人都活不成。君子為什麼要反對曆史上道德意義上的小人，因為這些人通過殘害仁義，破壞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搶奪身份意義上的小人的生存資源，違背天地養民的大德，悖逆君子養民的宗旨。
君子不要隻堅守形式的義，這樣會落空，不隻是所爭會落空，真實的正義也會落空。君子一定要懂得利，隻有懂得利，跟小人之爭才有準確的目標，否則爭來爭去隻爭一個虛名，隻爭得一個空無所有。爭利與民，才是君子的本分，爭義為己，不是大君的風範。小人不怕君子爭名，隻怕君子爭利，這是他們的命脈所係！跟小人爭義，無關其痛癢，與小人爭利卻能擊中其命門！所以船山才說不爭喻不喻，隻爭義與利。君子和小人之爭，斷不能隻爭義而不爭利，這樣正好可以使小人在無爭的情況下獨占天下之利。《易》有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君子不爭利，就空無養人資源，就不足以聚攏人才，就不足以得人心、凝眾誌。